桂良:有一种诅咒叫闽浙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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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说到清代官僚体制,封疆大臣是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清朝版图下,朝廷设置了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他们统管着全国数十个省份的军政民务。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而封疆大臣的人数又有限,所以每位清朝封疆大臣的管辖范围,少则两个省,多则三四个省份,可谓权力熏天,羡煞旁人。
因此,在清代,每有读书人考中了功名,走上了仕途之时,亲友若想向他表达最诚挚的祝福,只要说“祝您官至封疆大臣”,基本上就是赞到头了,很难再有比这个更刺激的精神兴奋剂。
安利一下,清代九位封疆大臣分别是: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
只有九个封疆大臣,还不够十个指头数的,要当上封疆大臣想想也知道应该很难吧?别着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
满清政权到了晚期,在皇室之外的官场上,汉人与满人的地位基本持平。为了保持满汉大臣席位的平衡,九个封疆大臣,满人与汉人都要有。
如此一来,不管对汉人还是满人而言,当上封疆大臣的难度又增加了一倍。
所以说,封疆大臣的头衔十分珍贵,当事人几乎没有理由不加倍珍惜。但凡事总有例外的。
历史上就有一位闽浙总督,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位,坐在这个位子上,他的心情简直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赶快溜之大吉。
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封疆大臣叫桂良,是一个满人,他曾于嘉庆和咸丰年间,两度出任闽浙总督。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职位,暂时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一看由他题写的一块匾额。
桂良题【名冠瀛洲】匾额
该款匾额现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匾额正文为:“名冠瀛洲”。受匾人是一位国学生。题匾大意是夸赞这位国学生才华横溢,将来能闻名华夏。这都是客套话,不深究也罢。
桂良题【名冠瀛洲】匾额局部
重点是题匾人桂良的头衔载录:“钦命兵部尚书 巡抚福建等处兼闽浙总督加十级记录十次”。从立匾时间可见,该匾题写时间为清咸丰二年,正是桂良第二次到福建任职的时间。
这块匾制作朴素,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但题匾人桂良的书法风范十分突出,由字可见,桂良是个相当有大家之风的人。所以说,桂良后来成为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桂良之所以内心排斥闽浙总督这一封疆大臣之位,是因为他的父辈遭遇给他带来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桂良的伯父雅德、桂良的父亲玉德,这两兄弟此前分别担任过闽浙总督,但后来都下场凄惨。
所以,桂良本能地把闽浙总督这个职位,视作是一种诅咒:“难道老天注定,我家父辈子辈三口人,都要倒霉在这个职位上吗?”
先从桂良的伯父雅德说起。
早在乾隆四十七年前后,雅德就官至福建巡抚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雅德升任为闽浙总督,一时之间意气风发。
但仅仅过了一年,雅德就被革职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前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涉及贪赃问题,而负责查办的人正是雅德。估计是考虑到前上司的情面问题,雅德的查办工作敷衍了事,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所以被革职了。
如果仅凭这一件事,雅德或许还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接下来又有两件事,雅德被牵涉其中:
一是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有个叫林爽文的人起义造反。涉及台湾问题,乾隆历来是高度重视的。
台湾林爽文起义
乾隆认为:“正是雅德之前在闽浙总督任内,对台湾文武官员的任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管理好台湾,这才出现了造反事件。”乾隆一气之下,让雅德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雅德当闽浙总督才一年,除去前后熟悉工作、交接工作的时间,真正掌管总督位是很短的,乾隆怪罪于他多少有些扣屎盆子的嫌疑。不过这也说明,清代官场律法还是很严厉的。
乾隆五十四年,福建驻军兵营因管理混乱,追查到雅德身上,理由是:他当过一年闽浙总督,还当过几年的福建巡抚,没尽到职责。于是,乾隆有了由头,把雅德发配到新疆做苦力赎罪去了。
乾隆五十六年,雅德终于从新疆被放回来了。过了一年,又被派往新疆喀什地区任职。这次是外调,带官职去的。但接着他就得罪了上司,被降职为三等侍卫。
三等侍卫什么概念?五品官而已。想当初雅德是贵为一品的封疆大臣。前后的落差,也太大了些。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乾隆在有生之年,是不会给雅德好日子过的。乾隆六十年,福建又爆出了盐务摊派费用的案件,雅德作为前前前闽浙总督,再次受到牵连:革职为平民,发配新疆伊犁做苦力。
可怜的雅德直到嘉庆三年,才回到北京苦度晚年。三年后去世。他生前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是因当了一年的闽浙总督所致。
再来说桂良的父亲玉德。
嘉庆五年,玉德被升任为闽浙总督,兼代理福州将军。玉德可能没想过他的哥哥雅德的前车之鉴,他觉得雅德是雅德,他是他,雅德的经历与之无关。
所以,玉德是高高兴兴上任闽浙总督去的。何况还有个代理福州将军的头衔,他不想得意都难。
说明一下,清朝在全国设立了十三个由将军级别的长官驻守的防卫单位,福州就是其中之一,可见福建的战略地位在清代就是十分重要的。
福州将军,官品也是一品,跟闽浙总督相当,虽然权力比不过总督,但在朝廷的地位其实要高于总督。
玉德简直是吹着口哨上岗去的:“两个一品职务加身,放眼大清,舍我其谁?”
但仅仅过了两年,当初在他哥哥雅德身上发生的闽浙总督之咒就出现了:嘉庆七年,福建驻军兵营演练不力,军纪涣散,玉德“被拔去花翎”,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将军头衔没了。本来还要革他的职的,后来从宽处理,保留了闽浙总督位。
玉德这才意识到,总督这活儿不好干,不努力干事不行。
嘉庆八年,有江西匪患经闽北窜入福建境内,玉德亲自率军赶往建宁一带,擒获了首犯,立了功。于是皇帝一高兴,又把将军花翎赏还给玉德了。
嘉庆十年前后,厦门同安出了个著名的海盗叫蔡牵,发展了近一万人的海盗队伍,驰骋于闽台海峡,清军数次剿匪,却反被蔡团伙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蔡牵带领海盗队伍窜入了台湾,事态严重,玉德只好亲自挂帅去剿匪。但剿了好几个月,还是让蔡团伙溜之大吉了。
前面说过,在清代,凡是涉及台湾的事,那都是大事。玉德剿匪无功而返,自知皇帝不会饶过他,所以干脆自行请罪:“玉德无才,请皇上将我革职治罪吧。”
一般来说,官员自请治罪,大多是以退为进之策,搞不好皇帝会放过他。但玉德想多了,涉及台湾之过,严惩不贷:玉德先是被革职了,后来事态升级,跟他哥哥雅德一样,也被发配新疆做苦力去了。
再后来,玉德也被降为五品三等侍卫。又过了一年,他病死于甘肃。
以上,就是桂良的伯父雅德、父亲玉德,分别担任闽浙总督后发生的悲惨遭遇。就因为此,桂良本人对闽浙总督这个职位,心生忌惮,巴不得敬而远之:“这个职位就是施以我家父辈的诅咒啊。”
桂良固然心有抵触,但似乎是上天注定的,抑或大清皇室别有深意,反正桂良还是绕不过闽浙总督这个封疆大臣之职。或者也可以说,桂良一家子跟福建就是有缘分。
道光十九年(1839),五十四岁的桂良从湖广总督任上被调到福建,任闽浙总督。
所谓君命不可违,桂良心里忐忑,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他心里直嘀咕:“诅咒来了,诅咒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桂良不得已在闽浙总督任上长期坚守,会发生什么?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
本来诅咒这种事,从来就不存在,不过人心作祟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要是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心理抵触情绪,或者说阴影不去,那他的坚持也确实难以产生愉快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人都是有唯心倾向的。好在桂良不同于他的伯父和父亲,他是个办事得力的人。
办事得力者,在局势混乱的晚清,是注定要被当做救火队员使用的,哪里有麻烦,皇帝就会把他派去哪里。而这种角色,基本上不会在某一个职位上待得太久。
正当桂良在闽浙总督位上如坐针毡的时候,云贵地区出乱子了,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去主持工作,而桂良恰是皇帝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于是乎,桂良在福建屁股都还没坐热,又被遣去担任云贵总督。桂良如释重负:“终于逃离父辈的阴影范围了。”
桂良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此后在多个岗位上都有上佳表现,不赘述。但表现得太好,就意味着他有很高的概率还会被派到福建来任职。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清版图中,福建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不仅统管着台湾,还是东南海防的门户啊。
果不其然,咸丰元年(1851),桂良在代理吏部尚书职位上,再次被空降到福建,任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职务跟当年他的父亲玉德一致。
桂良身居高位,内心却又在发抖了:“莫不是我注定逃不过父辈遭受过的诅咒?”
其实桂良多虑了,此一时彼一时,大清皇帝已经换了好几个,即便皇室当年对他家有看法,现如今也烟消云散了,没必要再揪他的小辫子。
何况,如果皇室要揪一个臣子的小辫子,不管臣子担任什么官职,都是照揪不误的,不必非得是闽浙总督位。
此外,咸丰年间的晚清时代,外敌频仍,四面楚歌,朝廷也没精力从内政方面去核查封疆大臣的政务作为。
所以仅仅在一年后,桂良就从闽浙总督任上平安着陆了,被调至北京任兵部尚书。从此,桂良彻底摆脱了心病。
需要指出的是,桂良后来在朝廷中的地位水涨船高,先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成为大清朝廷军政的符号人物。
但是,彼时的晚清已病入膏肓,桂良的身居高位,也谈不上是多大的荣耀。相反,他越受重用,越是难逃被钉入历史的耻辱柱。
因为,晚清历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中外不平等条约,譬如《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北京条约》等,桂良均参与签订。
历史终究只是历史,烟消云散之后,空留感叹于后人。桂良,也只是历史坐标上的一个注脚。
文: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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