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福建人，到武夷山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喝武夷茶的习惯也很有些时日，可对其历史却一直不甚了了。武夷岩茶源自何时？正山小种开始于哪个朝代？武夷茶在宋代以前有何记载？最早又可追溯到何时？如此等等，都令人迷惑与不解。对武夷茶的辉煌一直也是将信将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探究过，对于一个爱茶之人而言，这到底有些心里发虚。
如今，恰逢得此机缘，又来到了碧水丹山的武夷，写的正是武夷茶的历史。我不得不端坐下来，好好地研究一番。
武夷风光
从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来看，武夷山在汉代就已经是闽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闽越王城遗址与闽越国的记载更是让武夷山早早就进入了朝廷的视野。当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以拟人化的手法歌颂武夷茶，写出了传世名作《叶嘉传》时，武夷茶的传说一下就上溯到了汉代。以此而论，武夷茶自有传颂以来，至今已有2000余年。这比清人蒋蘅在《晚甘侯传》中提到武夷茶的南北朝时期早了好几百年。当然，这些文学的描述还不足为凭，但可以想象的是，武夷茶的历史肯定源远流长，也一定远远超越于有文字记载的唐宋。
虽然武夷山的城村汉城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其中有大量的茶具如茶壶、茶杯，从而证实了汉代闽越国先民种茶饮茶的事实，但史志中却未见汉代武夷山产茶的记载。
如果说武夷山早在汉代已有记载，如《史记》所说，汉武帝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在郊祀各路神祇时，特将武夷君列位其中，并令祀“武夷君用干鱼”，那么唐代的武夷山已经颇有名气。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登仕郎颜行之到此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颁令禁止樵伐。
与此同时，道教将武夷山列为36洞天之第16升真元化洞天，并诏令在武夷山创建天宝殿（今武夷宫）。佛教寺庙也因此大兴，武夷山声名日显，武夷茶也因此得以广播国内。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武夷茶自然位列其中。
武夷宫
随着唐代茶道的讲究与兴起，达官贵人对茶的推崇也与日俱增。唐代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及送武夷茶给友人一事。这位监管国家勘界、绘制地图的官员，来到南方武夷山品饮武夷茶后，深感武夷茶的优异和珍贵，因此将之送与尊贵的焦刑部，并附有一札短言，上面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雨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此文被宋人陶谷收入《清异录》之中，故得以流传。清人蒋蘅也以此茶名撰写了《晚甘侯传》，高度赞赏武夷茶。据载，武夷山曾有唐代所植武夷名茶，后人誉为“正唐梅”，至今仍为武夷岩茶的名丛之一。
另一则珍贵的史料则来自唐代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诗。这是武夷山乃至福建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1100多年。这首诗写到唐时武夷茶采制的时间、礼祭、制作、运输、煮饮和受赠者的感激之情，记录可谓翔实！
来到宋代，武夷茶已是皇袍加身，备受尊崇。宋代是一个文化艺术极度繁荣的朝代，茶道的讲究也可谓登峰造极。武夷茶作为建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皇宫北苑贡茶中的珍品。苏轼在《荔枝叹》就有武夷茶备受宠爱的翔实写照：“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关于宋人对武夷茶的极致推崇与喜爱，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和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都有生动形象的记载。
宋代因为宫廷对建茶的追捧，对茶的研究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朝野上下，斗茶盛行，建茶成了纳贡选品和游艺项目。建本、建盏也因此盛极一时，建州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化中心。朱熹、白玉蟾、李纲、游酢、柳永、宋慈等名家巨擘灿若星辰，布满了建州的星空。他们种茶、饮茶、写茶，留下了许多诗词和美丽传说。
到了元朝，茶文化的热度与讲究依然未减。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倍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深入武夷山，监制贡茶。元大德五年（1301年），高兴之子高久任福建邵武路总管，奉命到武夷山监制贡茶，并建立皇家御茶园。如今，九曲溪之四曲北岸还保留有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喊山”仪式就兴于此时的武夷山。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读完后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据说祭拜呼喊后，通仙井井水会慢慢升高，如有神助。
到了明朝，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武夷茶由蒸青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这大大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它推动了武夷茶的发展。明徐火勃（火勃合一字）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绿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是武夷茶，从而开启了武夷茶外销的先河。
由此可知，元代以前，武夷茶主要是产制团饼茶和蒸青晒青散茶，明代出现炒青绿茶，清初研制出乌龙茶（岩茶）、红茶、龙须茶。武夷山被认定为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
清代，是武夷茶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从绿茶发展到乌龙茶——武夷岩茶，正是此时实现的。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人制作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从而开启了乌龙茶的辉煌历程。
同样伟大的创举来自小种红茶的创制。在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因为当地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故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关于红茶起源的时间，曾有多种说法，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清代。清代，武夷山还创制了龙须茶。龙须茶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龙须茶主要销往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清代，武夷茶的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武夷茶名扬中外，并带动了周边地区茶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由于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了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许多著名的茶叶界前辈，如吴觉农、张天福、王泽农等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他们在武夷山开茶园搞试验，取得许多成果，如试制成功“九一八”揉茶机，如林馥泉在此期间撰写《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等，都为武夷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飞速崛起的阶段。2002年，武夷岩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03年，武夷山获得文化部“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手工制作技艺被文化部确认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山大红袍和正山小种红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如今，武夷茶的众多品种已为国人所熟知，并被疯狂追捧与炒作，价格也一再创出新高。古语言：盛名之下，必有隐忧。离开茶之为茶的本性，任何外在的折腾都是多余的。我期待的是，无论世道如何变迁，武夷茶都要持守住它的岩骨花香，如空谷幽兰一般，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淡泊名利，香远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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