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三万昌阿炳说新闻
崇安寺里比听松园更热闹的茶馆是孙记、三万昌，两家靠在一起，无锡俗话称作“两隔壁”，“凑闹猛”，人气特别旺。本篇先说三万昌茶馆。
三万昌创始人叫王禄观（1877-1953），江阴东门外璜铜桥王家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只身来无锡寻找商机，在崇安寺见到金刚殿旁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再走过去，发现在普贤南院和万松院之间，有一块宽阔的空场地和菜园子，十分幽静。他脑中灵光一闪，感觉此地开个茶馆店实在是极佳地段，急忙打听，知道空地属普贤南院地基，就很快与南院主持僧签约租赁，在南院旁的庑廊开了一家茶馆店。开业之初，并无店名，只是以自己的姓为店号，称“王记”茶馆。
茶馆顺利开业后，王老板小心经营，日夜操劳，生意竟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谁知正当他高兴之余，突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那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某日辰时，无锡县衙门忽然出动二十多名差役、捕快，身背刀枪冲入店堂，将王禄观叫到捕头前，严厉呵斥，说这里有革命党聚集，谋划反清。一时间，二十多名捕快将茶客团团围住，逐一盘问、搜身，闹了约一个多时辰，并无所获，最后捕头只好一声号令，怏怏离去。事后才得知，有个白痴样的人，在县衙门外，大声叫喊：“崇安寺的茶馆店里有革命党人！”衙门轻信痴话，闹成捕风捉影一场戏。那么崇安寺茶馆众多，捕头为何直冲王老板的茶馆而来？原来王禄观的茶馆当时虽然还没有挂出“三万昌”的招牌，名气不大，但因市口好，经营得法，在崇安寺里算得上人气最旺，十分热闹，因而就首当其冲了。
却说当时没有查出革命党，三年之后，这里还真的来了一对与革命党密切有关的名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无锡籍名人廉南湖（廉泉）偕夫人吴芝瑛从北京返锡省亲，夫妇俩应同窗好友俞复（后任民国锡金军政分府民政部部长、无锡县民政署民政长，相当于后来的县长）、候鸿鉴（教育家）等人约请，到崇安寺“王记”茶馆品茗。消息不胫而走，不到一个时辰，县城里近百人涌向茶馆，争相目睹名人风采，简直要把茶馆挤爆。见此情景，夫妇俩随即告辞回府。原来这一对夫妇实在不同凡响，廉南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京应试时，响应康梁变法，是发动“公车上书”的成员之一。夫人吴芝瑛更是厉害，别号万柳夫人，桐城人，出身名门，自幼聪慧。她居京时，与鉴湖女侠秋瑾近邻，朝暮相处，遂成结盟至交。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秋瑾遇害后，她不顾生命危险，赴绍兴将秋瑾的遗骸埋葬于杭州西湖畔，并筑墓立碑。此举全国震动，连英美各国媒体都相继报导，所以在舆论压力下，清廷并不敢加害吴芝瑛。（下图为廉南湖、吴芝瑛夫妇）
因地段好，影响大，生意兴旺，加上几年辛勤经营，积下一点资金后，王老板又向南院主持僧租地起屋，先是五开间七架一进，后来扩大到五开间七架二进，足有三百平方左右，成了无锡城里的大茶馆。茶馆是三教九流汇聚之所，当地的名流自然也是要来常来坐坐的，一来二去就和茶馆老板熟稔起来。民国二年（1913）的一天，一位叫钱孙卿的无锡名士（即钱基厚，钱钟书的叔父），来喝茶闲聊时，王禄观恳请钱先生给小店取个名字，钱孙卿略一思忖后说，取名可叫“三万昌”。原来，王禄观的江阴王姓家族堂号名叫“三槐堂”，因此钱孙卿取其中一个“三”字，而“万昌”，则是万世昌盛之意。王禄观得到如此吉利的店名，大喜过望。钱孙卿则好人做到底，主动请了书画名家丁宝书挥毫写下“三万昌茶社”五个字，从此这块金字招牌就挂在了店堂中央。
三万昌平日里的茶客是各色人等全有，尽显市井百态，是最有市井生活趣味的地方。当时有些破落乡绅的子弟，为了生计，常带了一些家传古玩在此变卖。每天空清老早，这里是溜鸟人的乐园。秋天玩蟋蟀的时候，这里又成了蟋蟀交易市场。穷孩子们在野外捉来了好虫，到这里能卖出好价钱，无锡老话讲：“你捉弹绩（蟋蟀）去弄皮袍子啦！”茶馆里常有几个来自安徽、河南的草药郎中，一块百草药袋挂在板壁上，一面手写自画的广告帘绑在台脚上，让你抬头不见低头见。有卖痔疮药膏的，也有卖眼药水、风湿药草的，郎中当场诊治，现手抓药，围观咨询者不少。茶馆门口两张茶桌是无锡城里有几手武功的伤科医生陈德富、韦云瑞的包座，两人各挂一块小招牌，逢早市便在茶馆门口拉场子，耍枪弄棒，卖伤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到了晚上，三万昌还干脆让那些小商贩睡下来，床铺是用茶桌拼起来的，供应一条被子，收费极低，这些跑江湖的反正苦惯了，也都甘心长住下来。除了可租住，三万昌还供应家常酒菜，三、五个铜板就可买些花生米、碎牛肉，在此消磨半天。
三万昌西隔壁是孙记茶馆，东边是崇安寺的普贤南院，对面就是以小吃闻名的皇亭。茶馆前面一大块空地，早上是菜场，平日里就是江湖艺人的卖艺场所。由于地处闹市，三万昌和隔壁的孙记，两家都在门口招徕生意，店堂内外，成了游走江湖人的舞台：卖唱，玩弄杂耍，变戏法，木偶戏，杂技三上吊，吞剑吃铁丸，小热昏卖梨膏糖，舞刀弄棒卖伤膏药，测字、算命、卜卦等等，无奇不有。在这里固定卖艺的，还有南面金刚殿背后卖梨膏糖的小得利，北面皇亭内“说因果”的张氏兄弟。茶馆门前有供应海棠糕、蜂糖糕等点心的摊点，非常好吃。另有一种用老豆腐切成小块，串在竹扦上放在高汤里慢慢煮，吃客购买时加上甜面酱和辣花，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小食。
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瞎子阿炳）同样很喜欢这里热闹的环境，他在老伴董催弟（彩娣）搀扶下，经常光顾这里。按照常规，给瞎子带路的人，亮眼总是走在前头的，或者两人共搀一根竹竿，甚至手牵手走。然而董催弟搀扶阿炳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她是跟在阿炳身后的，把自己的手搭在瞎子阿炳肩上，就像一只小火轮，推着一艘体积庞大的铁驳子船朝前开，这是为了让阿炳能腾出手来拿着胡琴。
阿炳早上先到崇安寺以及公花园（现城中公园）里的几个茶馆转转，除了吃早点，便是静听茶客的高谈阔论，听到有重大或有趣的社会新闻，他会不厌其烦去问个详细，这是他说唱材料的主要来源。上午回家后就在在雷尊殿接应香客。下午吸了几筒鸦片或者几颗红丸，一般到头两点钟，就到三万昌来，向茶馆借张长凳，先是在门口拉二胡，聚集人气。阿炳自幼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吹、拉、弹、打，样样在行，一般开场，总喜欢先拉一把胡琴。有时他用胡琴自拉自唱一段京剧：“一马离开西凉界……”或唱几句无锡景：“我有一段情啊，唱拨勒诸公听……”或拉一段《寒春风》、《行街》、《三六》，以及后来命名的《二泉映月》等。他高兴起来，会用琴声模仿人语，“伯伯婶婶好”、“谢谢你”，听的人劲头来了，他又用胡琴模仿鸡鸣狗吠，一会儿自己嘴里说几句，一会儿用胡琴对答几句，“你到哪里去啊？”“阿是到崇安寺去呀，崇安寺里闹猛啊”“去做啥？”“去听瞎子阿炳说新闻。”引得听众哄场大笑，啧啧称奇，惊叹“阿炳的胡琴会说话”。听客要听琵琶，他就弹《龙船》，用琵琶模仿一段敲锣鼓之后，阿炳会抬起头来，做出朝前看的姿势，高声喊道：“看啊，头一条龙船来哉！”阿炳的一条龙船其实就是在模仿锣鼓敲击后，夹插的一首小曲，第一首小曲刚完，他又模仿敲起一段锣鼓，紧接又抬起头来高喊：“啊，又一条龙船来哉！”
这阿炳是无锡城里出名的传奇人物。年轻辰光长得很出众，块头蛮大。阿炳的父亲华清和是玄妙观雷尊殿的道长，从小对阿炳传授道教音乐，要求甚严，到东到西都带着他。阿炳自己亦十分勤奋，除学习道教音乐之外，当地流行的各种江南民间音乐、地方戏曲、说唱艺术，都时不时地影响着他。阿炳出道较早，十六、七岁就已颇有名气，无锡道教界都知道少年阿炳是天才。在一次庆祝城隍生日的赛会上，无锡各家道院的乐班一个个亮相展示，待到雷尊殿道乐班即将上场之前，却发生了意外情况，老鼓手因旧病复发无法操鼓，实在没有办法，经客师建议，由阿炳替补击鼓。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当音乐一起，阿炳竟能板眼清晰，疾缓有致，从容而稳健，且声声有情，一曲梵音锣鼓下来，同台的道乐客师没有一个不被阿炳的击鼓技艺所惊服，都说，“这哪是一个老小（孩子），我伲敲敲打打这么多年了，也不过如此啊！”
阿炳非常喜欢无锡滩簧，看滩簧，听滩簧，学拉滩簧曲子是常事。天韵社的昆曲他也喜欢，笛、古琴、琵琶、三弦、鼓板等诸种乐器总是能让阿炳入迷。还有说因果“三跳”的笃的笃敲打声，弹词男女双挡有声有色的演出，都让阿炳听得津津有味。阿炳晚年时自己说过：“几十年来，我听见了什么使我喜欢的音乐，不问能教的是谁，我就跟他学，教我一曲两曲的人太多了，连我自己都无法记得。”
在三万昌门口拉了一会胡琴，待聚集的听众渐渐多了，董催弟就拉拉阿炳的衣衫，暗示可以开始了。阿炳就立起身，催弟把长凳搬到空地中央，再搀阿炳站上去，开始说新闻。阿炳说新闻从不用乐器伴唱，而是用说因果艺人称为“三跳”的三片约筷样长短，二指宽，半指多厚的竹板作为伴唱的道具，左手执两块，右手执一块。演唱前，他先用纯熟的手法将三片竹片热闹地敲出一阵阵清脆而变化多端的声音作为前奏，然后才开口说唱。这时左手中的两块竹板，便跟着节奏的快慢时开时合地响着，右手中的一块竹板则指东点西，吸引观众，或是用它来象征刀枪剑戟、扁担棍子等各种道具。
阿炳说新闻的唱腔，大多用四字句。开场有一段固定的引子，腔调是这样的：“说起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勒，啥府啥县，啥格地方？新闻出勒，无锡县城……。”十分流利动听，然后再娓娓道出正文。阿炳说新闻的唱词都是他自己即兴编的，其内容极为丰富，报纸上电台中传播的消息他唱，报纸不登、电台里不讲，茶馆里热传的消息也唱。阿炳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别人不敢说的，他就敢唱敢说，不管哪家豪绅、权贵出了秽事丑闻，他立即编成新闻，无情地予以讽刺挖苦，把那些伪善、虚假的人和事的真面目原形毕露在广大群众的嘲笑声里。恶绅顾某奸污婢女，其家人状告无门，阿炳就到处说唱：
财主黑心，禽兽畜生。
法院眼睛，只认白银。
百姓倒霉，有冤难伸。
瞎子阿炳，抱打不平。
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局长缪斌（无锡人，汉奸）占用雷尊殿养马，阿炳就连日到缪家门口高声说唱，要讨公道，唱到缪家人脸上无光，只好牵马走人。一·二八事变后，阿炳编唱《十九路军英勇抗敌》：
黄浦江边，十九路军，
大刀列队，杀敌逞英，
日本鬼子，胆战心惊，
刀光闪闪，逃窜无门，
头颅落地，像割瓜藤……
全国上下，顶顶要紧，
抵制日货，誓作后盾，
爱国同胞，协力同心，
定扫鬼子，赶出国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阿炳又唱道：
金圆券，满天飞，
花花绿绿好东西，
早上可以买只牛，
夜里只能买只鸡。
十块金圆券，
只够量升米。
印花小，发票长，
本来印花贴在发票上，
捐税多，印花涨，
发票只能贴在印花上。
阿炳自己抽鸦片，深受其害，却又戒不了，所以他深恶痛绝，他编唱的《鸦片本是外国生》特别有悲情：
鸦片本是外国生，
一到中国绝了我命根，
阎王拿出勾魂票，
先点头边引路灯！
如何好把洋烟吸？
一费精神二费银，
三餐茶饭常欠缺，
四季衣衫勿完整，
五更寒冷少被盖，
六亲断绝人看轻，
开门七事无来路，
勿怪八字怪自身，
仔细想想呒好处，
悬梁高挂一条绳。
这首小曲在无锡民间流传几十年之久。民国初年，钱基博教授所撰《无锡风俗志》，将此曲搜集其中，并加评语。也许阿炳亲身受鸦片毒害，并沾染其他恶习，以致双目失明，流落街头卖艺为生，惨痛教训使他在演奏此曲时分外动情，琴声呜咽，歌声悲愤，揪人心弦，每有听众与之轻声唱和。
阿炳说新闻所以长期受人欢迎，主要是他不畏强暴，敢说敢唱。无锡沦陷初期，吴正荣认贼作父，在伪县公署出任政务警长。他依仗敌伪势力，欺压人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阿炳知道后压抑不住内心忿恨，编出词句，不顾一切地在说新闻中大骂吴正荣。很快就被吴手下的探员得悉，告知吴正荣。吴正荣就和徒儿们计议，阴谋捏造一条罪名，逮捕阿炳。谁知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一天吴正荣从观前街蓬莱茶馆吃完早茶刚出门，就被人击毙于街上。阿炳又唱出了《吴正荣恶有恶报》的新闻，闻者人心大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挑起内战，民不聊生。当时，美国货又潮水般涌入国统区，逼得国内工商业日渐凋零。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锡民众，又听到了阿炳采用“烟花女子告阴状”曲调编唱的《强盗挖袋袋》的时新小调：
外国物事销得来，
（物读墨，方言，即东西）
你我受苦他发财，
强盗挖袋袋！
嗳嗳唷……
强盗挖袋袋！
唱时，一声“嗳嗳唷”拖音很长，情绪高昂，加之未句重复成叠句，愤恨之情格外强烈。
阿炳才思敏捷、机智过人。随便哪桩新闻，他都能说得有情有节、有头有尾，入木三分，娓娓动听。他用句通俗，比喻生动，即听即编，套路灵活，还有一手稳住听客的本事。例如，本来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一到阿炳嘴里，他会出其不意地插进轻快、滑稽的“噱头”。有人说，他的生花妙舌不但能使蚂蚁会变大象，连死人也会被说得变活人坐起来。他放的噱头使人捧腹，忍俊不止，并又有嚼青橄榄回味无穷之感，久留不去。
说完一段新闻后，阿炳就说声“稍为停停”。于是董催弟就把阿炳头上的帽子取下，翻转过来，像托钵一样，沿着听众围成的圈子去凑钱，钱凑足后再唱。说起阿炳的帽子，人们看到他一年到头总是戴着那顶陈旧的铜盆帽，虽然未破，却旧得帽沿已经塌下。阿炳的帽子，夏天遮阳，雨天遮雨，同时也是他表演节目时增加气氛的道具，说新闻说到气愤不平事，他总是用手中响板把帽沿猛的往上抬一抬，听众情绪也为之一振。说到悲伤处，他又将帽沿往下拉一拉，群情也为之而低沉。说唱告一段落，这只铜盆帽就又变成向听众收钱的工具。逢到催弟收钱时，阿炳便坐下来又拉上一段二胡。有时一场说新闻下来，听老伴说帽子里的钱没有收到几个。他便点支烟，边吸烟边拉二胡，然后宣布：“我阿炳再来说唱几段新闻。”便重又开始，结束后重又收钱。凑过几次钱要散场结束了，他就说：“谢谢诸君，明朝再会！”
三万昌是阿炳较为固定的说唱地方，到下午三四点钟结束后，阿炳再要到別处去卖艺。如往火车站方向的通运路、汉昌路一带，或者西门桥外的棚下街等地，偶尔还会去南门外清名桥，惠山二泉等。因为三万昌门口人多热闹，又离阿炳家近，走几步就到了，所以阿炳去得最多。老一辈的无锡人都看见过阿炳，他头戴一顶铜盆帽，身穿一件旧长衫，眼睛上架着一付上下错位有两片黑镜片的眼镜，胸前、背上挂着笙、笛、琵琶等乐器，手里拿着胡琴，在长衫外套件背心，胸前的一只袋袋里总喜欢插一支短烟筒头（烟具）。
穿街走户流落街头的阿炳，并没有忘记自己是雷尊殿的当家主持道士，是有“一定身份”人，他卖艺与一般叫花子不同，从来没有做过向人乞怜的样子，人家给他报酬，不管多少，他也不争多嫌少，即便不给钱，他也不当一回事。
阿炳不再上街卖艺，约在1948年。有一天，白天遭遇了许多不幸的事，当天晚上，老鼠又咬断了他的胡琴上的拉弓，咬穿了鼓头上的蛇皮，他觉得不是好兆头，就立誓从此不再演奏了。一直到解放后，他才开始重新拿起了胡琴。1950年9月2日晚上七点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所长，在崇安寺三圣阁用钢丝录音机录下并同时命名了阿炳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当晚在录音现场共有8个人：阿炳、董催弟，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无锡祝世匡、黎松寿、曹志伟、曹培灵。同年12月4日，天才音乐家华彦钧（阿炳）因病去世，他还有许多作品没有来得及留给世人。
回头再来说说“三万昌”的命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12月初，无锡百姓纷纷出逃。三万昌老板王禄观举家逃难回到江阴老家，但他心里惦记着无锡的产业及新盖的楼房住宅放不下，在江阴逗留二天后，即携次子返锡，回锡第二天中午，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操日语的吼叫声，才知日军己兵临县城。他亲睹几十个日军向大雄宝殿内仅剩的几个抗日军民联队战士疯狂扫射，没多时只见殿内外火光冲天，大火持续到当晚，大雄宝殿全部焚毁。
次日，父子俩躲进宅内，被挨家挨户搜查的日军查到，即被拳打脚踢，令两人出去肩挑炊具、锅锹、行李等，后又有四、五人被拉夫，沿着铁路随日本兵行军。一路上，只见路边、河塘里，到处是被日寇枪杀的同胞尸体，惨不忍睹。从石塘湾、洛社、横林、到戚墅堰，天色已暗，日军找房子休息睡觉，令民伕在屋外歇息。深夜父子密谋，逃与不逃总归是死，决定趁星夜逃出日军魔爪，两人沿小路急奔，到石塘湾，天已破晓，在一农家躲藏到天黑，再向江阴方向逃跑，最后逃到江阴老家。家人连连惊呼，菩萨保佑，逃过劫难。
后来局势稍有稳定，王禄观赶紧又回到崇安寺重新开业。1940年秋，日军宪兵、翻译等十多人突然闯入三万昌，将王禄观和弟弟、次子、跑堂，及南院主持雪峰僧等，共计7个男人，抓到复兴路日本宪兵队，关押多日。后来王禄观的长女婿陈锡藩画师多方奔走找关系，化重金，才将7人释放回家。被抓的原因，据说是有人密告三万昌茶馆有男人暗中参加抗日游击队，7人都受到鞭打等严刑逼供，胞弟王祺观、跑堂陈士荣，因不服顶嘴，还遭老虎凳酷刑。日本宪兵还令他们卧伏于地，牵进军马，要军马踩踏而过。真是上天有灵，军马长啸不已，不愿踩踏，日兵试了几回未成，只能作罢。放出来后，胞弟王祺观因受酷刑，伤及身心，一直卧床不起，未逾一月，溘然长逝。
除了日寇，还有地痞流氓也来趁火打劫。1943年，三个地痞流氓到三万昌喝茶，对冲茶的跑堂说：“我这壶茶里有条活蜈蚣，我们喝了肚子痛，要拿钱出来到医院去看！”一副敲诈勒索的模样，狂叫要老板出来，由于堂倌吓得不敢去招呼打圆场，三个流氓将茶桌掀翻，茶壶茶盅摔坏几十个，再把挂在堂中的“三万昌茶社”招牌卸下砸成二、三截。见此情景，王禄观只得跑出来赔礼道歉。这伙流氓提出要赔偿、要医药费，开口要十石米价（一石即一担100市斤），后经讨价还价，赔三石米了事。被砸的三万昌招牌也丢了，再也没有复鎸。
万恶的旧社会，烟（毒）、赌、娼盛行，奸商屯积、物价暴涨，货币贬值，老百姓贫病交加，艰难度日，三万昌竟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无锡解放后，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三万昌也有了转机。店主王禄观历经三反、五反等运动，因一直参与劳动，遵纪守法，评为基本守法户。1955年，崇安寺第一次内街小路拓宽，皇亭小吃摊位调整，菜场扩建，将三官殿、鹤鸣斋梨膏糖店、林记百货铺、普贤南院部分，以及三万昌、孙记、听松园等茶馆一一拆除。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三万昌终于向无锡人谢幕。
谁知到了本世纪的2010年，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无锡三万昌，居然又重出江湖复活了，一家新开的茶馆店，在无锡崇安寺挂起了“三万昌”的招牌，不料却引来一场官司。原来，无锡三万昌重出江湖的事，被苏州三万昌茶叶有限公司发现后，立即以侵犯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无锡三万昌停止侵权，并提出索赔。后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使用“三万昌”店名，并向原告作出一定数额的赔偿。（下图分别为短暂复活的无锡三万昌、苏州的三万昌）
那么这场官司究竟谁是谁非呢？根据王家后人的说法，苏州三万昌茶馆的名字是从无锡三万昌借去的。说是民国六年(1917)，王禄观有个缪氏族弟，在苏州阊门外开茶馆多年，尚未取店名（另一说法是当时缪姓族弟在苏州玄妙观盘下一家茶馆，但未取店名），看到无锡族兄取名“三万昌”，生意红火，便请求族兄，将“三万昌”之名，赐予他的苏州茶馆店，王禄观欣然应允，族弟感激万分，立即在苏州挂起“三万昌”店牌。据说文革期间，王禄观的次子王纪森还曾赴苏州探望过这位族亲。王家后人尽管言之凿凿，可惜拿不出证据。原来，文革时为防红卫兵抄家惹祸，20岁的王家长房长孙王维新一把火，将爷爷王禄观留下的一大橱宝贝东西都付之一炬，其中不乏“三万昌”的地契、名人字画等。如今别说三万昌的旧物，就连王禄观的照片一张也找不到了。
那么苏州三万昌到底是何来历呢？经查苏州有关史料，苏州三万昌始创于清咸丰五年（1855），距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始创人为苏州本地人氏盛尧明，茶馆取字号“三万昌”，意喻为“绵绵不绝，繁荣昌盛”。三万昌茶馆原址在玄妙观观音殿右侧，三开间门面，后面一进直通大成坊巷。茶馆内设近百张茶桌，兼作书场，可同时供数百人品茗、听书。所以苏州人有“吃茶三万昌，撒尿牛角浜”之说（当时茶馆店内不设厕所，茶客内急时，就近到隔壁的牛角浜小巷子墙角边解决，极不卫生）。清同治年间，三万昌形成米市茶会，后来又逐步形成油酱盐市场。民国初年，三万昌始创人盛尧明已年迈，无意再继续经营，便把三万昌转让给大成坊贴邻缪顺义漆盘店老板缪成福。20世纪30年代缪成福病故后，其在上海某报关行任职的儿子缪知义，辞职返苏接管并自任经理，后来又担任了苏州“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解放后，缪氏把三万昌全部产业转让给国家。20世纪90年代，苏州市政府在对“姑苏第—街”观前街重新规划改造时，恢复“三万昌”这块苏州百年老字号金字招牌，招牌由苏州著名书法家李镜清老先生所题。苏州三万昌公司成立后，共申请注册了46件三万昌商标，几乎把与茶有关的商品与服务全都注册了。
从上述史料可见，苏州三万昌确是一家货真价实的百年老字号，当年缪姓老板盘下店面也是真有其事。不过史载苏州三万昌始创于清咸丰五年（1855），后来缪成福接手盘下店面，是在民国初年，而无锡三万昌的店名是民国二年（1913）请钱孙卿起的，在时间先后顺序上，王家后人似乎不能自圆其说。另外从血缘关系上，也无法证实苏州三万昌的缪成福与江阴王氏家族有什么关系。古人以“共高祖不共曾祖”的平辈称为“族兄弟”，即“族兄弟”之间往上数四代是同一个祖宗。也有人将共四世祖以上不共曾祖而年幼于己的同辈，含糊地称之为族弟，这样血缘关系又扯远了一些。还有的人甚至为了套近乎，可能会追溯到更远的先祖，来泛指那些血缘隔得更远的同族同辈中的年幼者为“族弟”。但这种宗族关系不管有多远，一个前提必须是同宗同族，即同一个姓。那么苏州缪姓老板既然是“族弟”，是什么原因不姓王而改姓缪呢？王家后人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从史料记载来看，缪成福住在苏州大成坊，与苏州三万昌原老板盛尧明是近邻，并且原先开着一家名叫“缪顺义”的漆盘店。缪老板到底是何方人士，看来还有待考证。
其实，旧中国名叫“三万昌”的茶馆，全国各地有很多家。例如，上海最热闹的市中心四马路有三万昌茶馆，常州南大街双桂坊对面有三万昌茶馆，杭州西湖边上也有，各家之间并无关联。所以苏州“缪姓族弟”向无锡三万昌借用招牌的说法，实在有点牵强附会。那时店家使用招牌并没有商标法的制约，只要老板感觉那个字号好，尽可放心把斗大的招牌挂出去，没人会来干涉。现今无锡三万昌复活不成，只能怪自己命运多舛，缺少法制意识和超前思维，没赶上国家发布商标法这趟顺风车，抢先把“三万昌”商标权注册到手。
据说这家短暂复活的无锡三万昌茶楼，后来又改换门庭，在店堂内布置起了许多松树，借用当年崇安寺老茶馆“听松园”之名，重新投胎了。看来为了争个老字号，也是蛮拼的。
不过反过来想想，那些早已拆除或歇业，已经走入历史尘埃中的老字号，又何必要借尸还魂呢？还不如留在民间百姓的传说中，让人回味无穷。
下回预告
欲知无锡老茶馆之世相百态，请看第五回
《孙记茶馆鸟语虫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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