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的序幕

姚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此时，秋末冬初的东北大地已经寒气逼人。经过52天连续作战的我东北野战军各参战部队都人困马乏，开始休整。当时我团奉命进驻鞍山，这也是第一次在城市里休整。鞍山是日本侵略东北时新建的一座钢铁城市，据说是因市区南部一座形似马鞍的山峰而得名。一条铁路贯穿整个市区，铁路西侧有一大片厂房和几座楼房，这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钢铁厂。铁路东侧都是普通的平房，是鞍山的居民区和商业区。

鞍山东南方向十几公里处有一座产铁矿石的矿山。鞍山钢铁厂占地面积很大，我曾从铁路东的部队驻地坐着大马车去钢铁厂里拉了一次煤，进大门后走了50分钟才到达厂子后面的煤场。当时部队兵员要补充，伤病员要医治，装备要调整，后勤保障要筹措各种物资，还要整理核实大量的作战资料，总结本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总之要做的事有很多。大家都认为，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我们这次进城休整，时间一定短不了，至少也得三个月吧。

部队刚进入鞍山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就像要过年一样。可没过几天，战士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动荡。因为当时我军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保家乡。”部队唱的歌也是类似这样的词儿。那时我们团百分之八十的战士，家乡都在东北。我是日本投降后参军的，已经随部队转战了大半个东北，曾经有两次路过家门都没回去看老母亲一眼。有许多同志认为，我们来当兵就是要完成解放东北家乡的任务，现在东北已经全解放了，无仗打了，我们也该解甲归田回家乡了。有的东北籍干部也开始琢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事了。针对部队存在的这些思想问题，部队开展了阶级教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部队看演出的一件事儿。

那天我们军剧团来我团慰问，在鞍山电影院演出话剧《白毛女》。由于电影院只能坐五六百人，只好多演几场，各单位分批次去看。那次看演出，要求部队不准带武器，每班留两个人在驻地看管武器。一营大部分同志去看第一场节目，我们团机关也去了一少部分同志。当话剧演到地主穆仁智抢走喜儿时，2连一名姓李的蒙族战士向班长请假去厕所。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柳条棍儿就冲上了舞台。还没等台上台下的人反应过劲儿，他已经朝穆仁智的背上打了好几下，把那根柳条棍都打断了。

这时，炮兵参谋王佩孚立刻跑上舞台制止，对这个打人的战士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准打人骂人，你为什么要打人呢？”王参谋是“七七事变”时参加部队的老同志，老家是山西西部的，这个战士有些听不懂他的话，楞在那里。我见状立刻跳上舞台，又和他说了一遍，这个战士对我说，“不打人，是不打好人，他这个坏蛋咋就不能打呢？”我说，“这不是在演戏吗？演员是坏人吗？”这个战士听我一说，顿时哭了起来。

他对大家说，“是我错了，我不该打人家演员。我姐也是被地主逼得上吊死了。我爸因还不了地主的租子，无钱治病也死了。我妈见姐姐上吊了，爸爸病死了，她一着急上火也病死了。好好的一家四口，就剩我一个人了。地主又把我抓去干活儿。我才16岁，有的活干不了他就打我。解放军来了，我就参军了。要是没有解放军，我也活不了。”我说，“你快向演员同志道个歉吧！”他给那位挨打的演员敬个礼，承认了错误。我对台上的演员们说，“是你们演得太好了，使我们的战士受到教育了！”演员们说，“没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演好每一场。”

通过那次看节目，使战士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大家明白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底彻消灭，还会卷土重来，我们只有解放了全中国，家乡才会保得住的道理。

在后来的学习讨论中，有的干部用最朴素的语言对东北籍的战士说，过去我们关里人是因为生活不下去，才来闯关东的。当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大老远来东北是为了啥呢？许多南方人牺牲在了东北，现在东北解放了，可关里的人民还在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的压迫，你们应该怎么办？能不去解放那里的人民吗？战士们听后心里更加敞亮了，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咱们队伍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1月初，部队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军统一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为“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东北野战军一纵改为38军，……我们七纵队改为44军。每个军有三个整编师，一个独立师。各师团番号不变，我44军独立师为157师。这是我军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干部战士兴奋无比。

11月14日，我团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结束休整，立即做好出发的准备。团机关和部队营以上干部传达了东总罗荣桓政委的讲话精神，主要内容是东北野战军要准备入关作战，消灭华北之敌。

辽沈战役结束后，就在我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之际，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开始筹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当时，蒋介石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看到东北全境已被我军解放，判断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可能要休整三到六个月之后才会入关。他们自认为国民党军队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为了解决华北问题，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将计就计，利用蒋介石、傅作义的错误判断，指示我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立即结束休整，秘密进入关内，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对华北各要点之守敌，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法，堵截敌人南撤西逃，伺机予以歼灭之。

11月17日，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将傅作义集团歼灭于华北地区的 作战方针。鉴于当时华北我军兵力不足，而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随时有南撤或西逃的可能，遂即电令我东野于三四天内至少有八个纵队迅速入关，同时要求我军大部队在开进中夜行晓宿，隐蔽入关，迅速隔断北平、天津、塘沽、唐山间的联系，堵住傅作义集团南逃之路。后来得知，为了继续迷惑蒋介石和傅作义，毛主席还指示“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在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率指挥机构出发后一星期左右，沈阳报纸应“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

11月19日，我44军132师394团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吴富善军政委的讲话。吴政委讲，东总罗荣桓政委要求东野各部队按照东总部署，立即做好入关准备工作。入关作战的任务光荣、艰苦而又紧迫。我们部队在52天的辽沈战役中是很辛苦的。但是入关不能拖延，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爬也要爬到关里去……

经过动员，指战员们情绪十分高涨。这期间，我团廉素波参谋长调到396团，由郭琦副参谋长接替他的工作。蒋润观政委调师政治部，军又派来向宗正同志任我团政委，闫东升同志任副团长。

11月24日早，部队出发。我44军为前卫，39军为后卫，特种兵纵队的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重武器行进在中间。我们的行军路线是由沈阳西南的鞍山沿锦县、锦州，绥中、山海关进关。这是一条十分明显的大道，同志们很不理解，这么多部队在大白天沿公路行军，能不被敌人发现吗？向政委边走边给我们解释说，有的工作是要保密的，有的就不一定了。我把情况说一说，你们理解后抓好行军就行了。向政委一脸神秘地说，告诉你们吧，打锦州时在塔山一带打援的41军和48军，早在10月底就已经率先从冷口和喜峰口秘密入关了，前些天其他主力又从冷口和喜峰口那边迂回进关了。我们的特种兵走不了山路，只好由咱们来保护这个景观走大路了。等敌人发现了，什么都晚啦！这下你们理解了吧？

一路沿途，我们深感老乡们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在公路旁的村庄，老乡们都在路边摆上了许多茶桌，纷纷给我们送茶水，往兜里揣花生和瓜子儿。有的村子组织姑娘、小伙子扭秧歌。还有组织唱歌儿的，唱的是：“欢送子弟兵，打到关里去……”真是振奋军心啊！在公路上还几次遇见一些大马车拉着粮食向关里走，见到部队时他们靠边让部队先走。我们问他们往哪里去？他们说，是给咱们进关部队送的。

12月11日，部队进入山海关。我东野百万雄兵，东起山海关，西到古北口和喜峰口，兵分几路进关。我们的口号是：“打到华北去，解放全中国!”

12月15日，我团到达滦县以西的雷庄一带宿营。第二天部队继续出发，奔赴唐沽。当部队沿铁路南下，路过汉古南的一座铁路桥时，发现桥南的铁路两侧有敌人的尸体十余首。据说是友军在夜间过桥时，歼敌一部，大部敌人南逃了。那天晚上，我们宿营在海边的一个有七八百户人家的村子。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无柴烧，做不了饭。有的住家柴多些，部队给了柴款。有的人家柴太少，不好买。为了遵守纪律，只好不做饭，饿了一晚上肚子。

12月18日早上，我们照常出发，中午到达新开河车站西海岸边的米家园子一带休息待命。吃午饭时，我与王参谋因为向部队下达宿营命令，未能按时吃饭。其他同志吃了两盆饭，等我们吃饭时已经无饭了。由于同志们晚上和早晨都没吃上饭，加上天津的小站大米好吃，所以同志们也就把饭一下子都吃光了。炊事班只好又给我们再做饭。等我们吃饭时，王参谋还开玩笑说：“贾八碗（贾兴国）和王半锅（王华洲），谁也没姚书记吃得多。”吃饭是小事，打仗是大事。我们在驻地焦急地等待新的任务。

为了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中央军委原拟定我军首先攻占塘沽，割断津、塘的联系，然后相继歼灭天津、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按照东总最初的作战计划，我44军和39军的任务是打塘沽，46军的任务是打大沽。这两处都是靠海边的盐水滩涂地带，冬天不结冰。

12月23日，接到师作战命令，396团负责攻打新河火车站，我团为预备队。131师负责攻打海滩车站。战斗于12月24日开始，25日结束。我师虽然打下了新河车站，歼敌140余人，但我也伤亡126人。131师打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我方伤亡近600人。

当时防守塘沽的是国民党军侯镜如的17兵团本部和87军三个师以及独立95师等其他部队。经过一天的试攻后，我们发现这个仗很难打，难打的因素有三点：

其一是塘沽附近全是大面积积水的盐碱滩，水沟纵横，冬天也不结冰，地下水位只有半米不足，我军无法挖交通沟，也难以构筑工事。

其二是敌人以盐碱滩为防御前沿，向海岸线纵深层层设防，海岸线附近不仅工事密集，海边还停靠着30余艘战舰。敌军指挥部和主力部队都驻守在码头和军舰上，敌军可用炮兵火力和海军舰炮火力支援岸上，而我们却很难接近敌人。

其三是装备精良的敌87军在解放战争中未受到什么打击，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可以依靠工事顽抗，一旦防守不成，可随时登船逃跑。

如此看来，我军如果强行正面进攻，攻击部队必然会暴露在敌军密集的炮火之下，必定造成重大伤亡。这样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完成包围歼灭塘沽之敌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44军军长邓华与39军军长刘震经过研究，认为先打塘沽弊大于利，还是先打天津较为有利，随即将建议报告我东野前线指挥部。26日，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和东野作战处长等几人来到我44军军部北塘，进行现场勘察并听取情况汇报。

经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打塘沽得失利弊的综合分析，东总最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改先打塘沽为先打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得知情况后，当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由东野的38、39、44、45、46五个军攻取天津，以49军的两个师监视塘沽之敌。

12月22日，平津战役进入攻坚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了由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署名的约法八章布告。此布告对敌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12月30日，我师接到命令，开始向天津东南的军粮城方向开进。

1949年1月2日，部队传达了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参谋长的战役部署，同时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天津是工业、商业、文化城市,在作战时要注意保护城市建筑和人民群众以及外国侨民的安全,城内尽量不用重武器，尽量减少受损失。”这个指示是我们主攻锦州、三战四平等十几次城市攻坚战没有听到的。正如炮兵参谋王佩孚当时讲的,“我当兵二十来年了,这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指示,天津老的百姓真有福气啊！”

随着中央军委、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执行，整个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50余万军队被我军牢牢地困在了各个要点地区，除了坐等被歼已别无选择。

1949年1月10日，在攻打天津之前，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以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野司令员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的作战和接管城市等一切工作。解放战争中，著名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

作者：姚彧

（整理、插图：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