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湖北的贡院。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从明代开始便开始程式化、法制化。不仅“三年大比”之制完全固定下来，还形成了童试、乡试、省试、殿试的四级考试制度。
这四级考试中的童试、乡试是在地方进行的。重试在地方州府举行，乡试是在省城。为了使乡试做到客观公正，避免徇私舞弊，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各省都建有专供考试用的建筑——贡院。
据《武昌区教育志》记载，湖北的贡院相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初建时规模甚小，至清康熙年间加以扩充后自成一区。东沿得胜桥至戈甲营口，西从菊湾东街至黉巷，南抵青龙巷，北依凤凰山。
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和武汉市幼儿师范学校乃其遗址。页院专为湖北“乡试”所设，亦称之为“试院”，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此建筑设施仅在举行乡试时使用，平时关闭。
大门即一片园地，园内两旁分列东，西花棚，为文沪官轿之所。过园地为八字形正门。人正门过大天井有一大有平房20余间，东西向横列，为评阅人员办公及住所。平房，正厅，为主考官员办公及住所。
正厅两侧有平房数闻，为主考官员的随从人员住所。从大门到正厅两侧都有围墙与大门两侧的木栅相连，防依墙而立考棚数百间，从南至北以东西向排列。既是考场，双生寓所。
每间内分10室，每室1人。考生人考棚后，饮食起限棚内，不得越雷池一步。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在贡院举行，主考官由朝廷委任。当年月礼部提名呈请皇帝审定后即称某省大主考、二主考(一正一期）他们原为翰林院的寡头翰林(即无官职品级的)，加钦差大臣后，位高于省。
湖北大主考一行人按规定在文昌门外江边上事前，制台率领抚台、藩台、臬台、知府、知县等省城七品以上官员，在文昌门附近江边(今武昌造船厂大门外)专设的“接官(为六角型亭阁)迎候。届时全体跪地三呼“吾皇万岁”以迎驾，无毕。
宾主同人接官亭附近的“皇华馆”，制台设宴为来宾洗尘，后，在迎驾人员簇拥下，一路车马，一路鞭炮鼓乐送“钦差大臣贡院下榻。训林自一切安排停当，制台离贡院时，即按上谕规定令人在贡院上加封，不许任何官员出入。直至开考前夕，制台亲临贡院启蜥门，亦不进院会见主考，以避嫌疑。
严山乡试规定在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举行。考生十人考棚，十九日考毕离去。清末，每届乡试应试者数千，录取(举)仅数十名。光绪时规定中举额64名，副榜9名。
公二十日后，由大主考聘请的本地翰林人贡院开始评.卷人员称为房师。房师评卷时挑选出优等的签署意见后，九月上旬发榜。榜文规定在深夜二更后开始写，并从第四名教师是什写起，主考官员及房师实行监视。
每写一个名字点燃一支红蜡烛，写完后即灭熄。如此重复燃灭至写完第33名后，再将33支红烛全部重新点燃，称之曰“满堂红”。最后写前3名时，红烛只点燃，不灭。榜首称经魁，第四名称榜元，第四名后称为举人。
发榜后，大主考会同制台举行鹿鸣宴，为新科举人粘花(挂大红花)。乡试至此结束。制台设宴为大主考等官员饯行后，即送行至接官亭，人员、仪式与迎同。三年一度的乡试至此全部完毕，贡院又重新实行关闭，等下一科乡试时再开门。
与省城贡院相配套的是，各县均设有礼房和考棚。礼房负责一县考试的考务及一系列行政工作。考棚是县一级单位科举考试的专用场所。如黄陂县考棚，在县城大西门内左侧(即现在黄陂县城关第一小学校址)。
据回忆，各县考棚的结构，是一排排像鸽子笼的简陋木屋，一人住一格，仅容单人木床和写考卷的小桌，每个房间都编有号码。考期临近，全县应考的童生，均齐集县城内，办好报名手续后，各人在旅栈定下房间住下来，有的也借寓在至亲好友家。
他们常利用考前空暇时间，三五结伴上街遛达。一时城内的大街小巷，频添一群群攘来熙往的考生。商店生意兴隆，尤是开设餐馆的更是推进拥出，接应不暇。考生有股“赌吃”风气，在馆子吃了，都赊记在账上，待揭晓后，由榜上有名的“作东”付馆账，名落孙山的理所当然地是“白吃白喝”。
考日一到，考生进人考场，按考棚房间对号，每人各住一间“号房，安顿行李床铺，摆上“文房四宝”，等待考官颁发试题考卷，全神贯注在妙笔生花的遐思中。
考生进人考棚，均必须接受严格检查，不准携带书籍和文稿夹册。进人号房后，不准和邻房考生交头接耳，以防互通关节。建立专供考试用的贡院、考棚，虽然不至于使湖北的科举考试完全弊尽风清。
不过，总的来看，有了贡院和考棚，一方面的确使北科举考试相对客观公正，没有出现大的舞弊事件；一方面也使北在全国科举考试排行榜上由过去的天荒解跃居上中游，为家输送了一批合格官更，也促使湖北的学校教育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进行了一些调适、整合，在质量上有了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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