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飘逸的衣袖，嵇康铮铮的傲骨，王羲之灵动地挥笔……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两晋时期社会生活的印象。然而在这些风雅自在的背后，无数两晋的普通人其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存在，甚至让这个封建时代披上了一层“奴隶社会”的厚幕。
一、 两晋繁华都市之间的流民
两晋之际，王谢园苑歌舞升平，王权贵族周游玩乐。然而在繁华的城镇之间，看不到尽头的还有流民的队伍。这些流民四处奔走，最大的队伍是从北向南的南渡流民。根据谭其骧先生的考察，在永嘉之乱后江苏一带就约有二十六万人南渡，山东约二十一万，安徽约十七万，四川约十万，湖北约六万……西晋人口约3500万，东晋人口约1740万，可见流民在两晋着实不是一个小群体。
而虽然两晋时代流民总数不小，但他们能获得的各类物资却非常有限。梁方仲先生曾根据《太平御览》的记载进行了极为保守的研究：两晋之际流民们为维持生命每日最少需要0.0028石米，但他们实际上“人皆鹤节，无复血色”，能获得的食物全然无法果腹。事实上即便是郭文这样的风雅隐士，在开垦无人的荒地以后还是“辄恤穷匮”。
因而若是想要让这些流民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接纳地拥有足够多且易得的物资就是重中之重。可是在生产力有限的两晋，这样的福地几乎不可能存在。
二、两晋的土地制度
在两晋，仅以南迁流民这一支为例：若是想要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即每人每天至少需要0.0028石米，每年南迁流民共需至少2496600石米，那么南方需要拿出至少567409.091市亩的闲置土地。因为论粮食产出，当时“各类地平均每市亩4.4石左右”。可即便南方真的能拿出这么多土地，两晋时代土地政策却也不会如流民们所愿。
因为两晋的统治阶级是世家大族，国家的土地制度便从曹魏时的屯田制转变为了大族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占田令》即作出了这样的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位者占五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
通过这份《占田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两晋时普通人和贵族的差别。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其亲属也会通过裙带关系获得土地。而寻常人一家三口占地不过百余亩，还要交约占收获实物十分之六的租税、数匹绢、数斤棉等。且事实上，《占田令》执行的时间非常短。更多时候，土地还是直接被豪族占领。无数普通人只能通过其他非官方途径获得土地耕种。
三 、有了土地却成了“奴隶”
非官方的获取土地的途径，在两晋时最常见的便是“为人荫户”（包括成为佃户、僮户、衣食客等）。因为土地被实际控制在世家大族手中，所以没有土地的人们，包括当地农民和新来的流民只能向这些土地所有者租种土地，乃至直接加入他们的封建庄园。
然而在与这些土地所有者签订契约，从他们手中获得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后，这些农民便不再是自由的。因为只是租种，农民们相当于直接把生存根基寄托在世家大族身上。
于此，通过租税与其他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等悉数成为世家大族掌握在手的易碎泡沫。农民们虽然名义上还是天子的子民，但事实上逐渐成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工具”，成了土地所有者们获取基本农业收入的“工具人”。连皇帝在下令限制“为人荫户”时都忍不住在诏书里说人们是“惨为荫户”。
原本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饥寒交迫，到头来却只是从一个泥潭陷入另一个泥潭，受够了盘剥的农人自然也有忍耐不住的爆发者。两晋时期，伴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山东这样的传统农业区便爆发了大量农民起义。可因为世家大族太过强大，两晋的皇权又始终偏袒世家大族，所以起义者们往往很快就被镇压，距离想要追求的美好生活反倒越来越远。
在王公贵族的夜宴昼欢中，无数的两晋普通人正为他们悲惨的生活而哀嚎。在世家大族的华美衣袍下，无数的两晋普通人正佝偻着身躯把血汗纺进纱线。时代还是封建时代，但两晋百姓却活地恍如奴隶。两晋不断，百姓们的苦难也长。
参考资料：
[1]王赛时.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农民起义[J].东岳论丛,1987,27-30.
[2]王能应.中国经济史上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C].华中科技大学,2008.
[3]叶星星.两晋之际南迁流民所引起的人地矛盾研究[C].南京师范大学,2013.
[4]程应镠.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J].河北学刊,1987,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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