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5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平头百姓的辛苦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1.95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2.4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陆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陆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0.04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0.05—0.07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原刊于《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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