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共和时代初期,罗马内部的奴隶制还刚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这一时期罗马是注重道德的。当时罗马的自由民崇尚朴素,每个家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
罗马共和初期社会风尚比较纯朴,还表现在廉洁奉公之风甚盛。当初罗马甚至没有惩罚侵吞公款的特别法律,刚出现侵吞公款的罪行时,人们觉得是极不名誉的事,认为被判处照数归还赃款就是重大的惩罚。
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在回忆早期罗马的历史时曾夸耀道:“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的范例。
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的道路,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如此鲜明地显示出,财愈少的人,愈不贪财”。这些论述虽有溢美之词,但反映了早期罗马的社会现实。
罗马共和初期自由民所以崇尚朴素,跟没有脱离劳动生产有紧密的关系,其典型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执政官和独裁者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当埃魁人入侵罗马时,政府派代表通知他,统率大军驱逐敌寇。这时他正在四犹格的土地上扶犁耕地。
受命后,他擦干了汗,穿上长袍,走马上任。只用了十六天就击败了埃魁人,随即交还军事独裁权力,解甲归田。类似肯奇那图斯的还有盖约·法布里奇乌斯,他曾于公元前282年、278年两度任执政官,在战胜皮洛斯之后,回乡和其他公民一样,耕种七犹格的份地。
恩格斯曾把肯奇那图斯称作“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由于自由民没有脱离劳动生产,“庄稼汉的朴实”,忍苦负重的精神,被认为是罗马自由民的美德。老加图说罗马人的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的人,凡是受这样称颂的人,认为获得了无上光荣。
罗马共和初期自由民崇尚朴素的道德风尚,对当时的城邦制度起了巩固作用。城邦作为公民集体。必须不断加强公民内部的团结,限制公民内部个人之间的冲突,必须不断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相互平等的地位。
马克思在分析城邦所有制时曾指出:“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农民之间保持平等”。崇尚朴素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无疑有利于公民保持财产上相对平等的关系。
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国家建立的时候,不过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很小的城邦。在对外关系上,尚处于比较微弱的地位,对邻近地区敌对势力连续的进攻,只能采取守势,直到公元前四世纪中期才转守为攻,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但是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对手还是强敌。
在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环境中,罗马自由民以勇敢和忠于城邦为荣。这时,公民的道德义务有严格的要求,首先是对城邦的义务,其次是对家庭和亲属的义务,最后才是对个人利益的关怀。忠于城邦既是政治要求,也是道德准则。
罗马公民认为只有城邦才能给人以功劳、名誉和光荣。为了保卫城邦,应该勇于自我牺牲。据说公元前500年有一位将国家安全和自己的声誉看得至为重要的罗马青年霍拉希斯·柯克莱斯,为了抵抗入侵的伊达拉里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勇挡敌阵,赢得了罗马军队最终夺取胜利的时间。
为了保护城邦的利益,罗马公民宁愿作出牺牲,也要保持相当数量的兵力。公元前479年罗马进攻维爱时,非比阿氏族男子306人,除婴孩留在家外,全部自告奋勇出征。
阿庇安在分析罗马共和国兴起的原因时,十分重视俭朴、勇敢、自我牺牲等道德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时,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
二
公元前二世纪中期罗马成了地中海强国,这时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罗马自由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尚也改变了。由于财富的蓄积以及同希腊化国家的接触,罗马自由民的上层在衣服装饰、房屋、纪念节庆和宴会等方面都逐渐奢华了。
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奢侈之风,传入罗马的还有希腊奴隶主阶级腐朽没落的道德观念。公元一世纪提比略当政时,奢侈之风大盛,而限制奢侈之风的建议,根本得不到采纳。在元老院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不许用黄金制造食具,男子不应再穿东方的丝织品,遭到强烈反对。
提比略竟然说,当前还不是矫正风俗的时候。提比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就响往奢华无度的生活。到公元三世纪以后罗马奴隶主阶级的奢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们的名字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
公元前一世纪以后,在罗马及时行乐的思想颇为流行,诗人贺拉西公开鼓吹“及时行乐”为处世之道。北非的塔姆加迪城广场石地上竟有这样的字句:“田猎、沐浴、游戏与狂笑就是生活”,在一块墓志铭上也刻着“沐浴、饮酒、恋爱,是以戕贼人的健康,但却使人生快乐”。
公元五世纪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对奴隶主阶级纵欲享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纵欲淫荡、粗暴的呼喊、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既然经常总是如此,因而可以说这倒是神志的常态”。
富人以奢侈享乐为荣不足为奇,严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大批的普通自由民破产之后,沦落为游民无产者,他们不劳而获,靠着社会而活。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学者瓦罗曾哀叹地说:“一切象我们这样的一家之长却放下了镰刀和犁头跑到城里去了。我们是在马戏场和剧场里挥舞双手,而不是在谷子地和葡萄园里”。
到帝国时代情况更加严重,游民无产者“整夜在酒馆里度过,有些人睡在马戏场拱廊的阴暗处……他们或在掷骰子争争吵吵……或则从日出到黄昏不管日晒雨淋,张口凝视,聚精会神地评断御者和马,评论它们是好种还是坏种的”。
这时,鄙视劳动的思想广为流行,西塞禄认为:“人们借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产品的手工艺。应当视为卑微和下流的,因为谁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谁就要出卖自己本人,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
奢侈享乐之风大盛,恶果累累,它首先引起对财富的追求,把物质财富看成高于一切。李维写道:“有些人重视财富,鄙视品德,并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能享有崇高的光荣与价值”。唯物论哲学家琉善也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环境中,贪污和贿赂相应而起。公元前51年任西西里总督,一年之内即搜括二百万塞斯特斯。内战时期罗马公民被金钱收买去参加选举投票,有的人竟以八百他连特去贿选执政官。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罗马共和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十分哀伤地写道:“内部腐败己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
李维把财富的增多看成是引起道德败坏的原因,是肤浅之识。实际上道德的败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它是奴隶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奴隶制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批自由民脱离生产劳动,产生鄙视劳动,毫不爱惜劳动果实的思想;另方面在奴隶制的劳动条件下,强迫劳动排除了显著改善生产的可能性,大量的剩余产品,完全用来满足富人的癖好。
因此“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君主专制的强化,不仅使奴隶主阶级产生末日之感,也使被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自由民的思想极度没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这时罗马的自由民一方面追逐声色狗马,从下流的肉体享乐中寻求解脱,另方面又俯首贴耳地顺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流行于公元二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哲学学派主要是新斯多葛学派,它公开鼓吹宿命论和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这个学派的奠基人塞涅卡认为,统治着自然界的是无情的必然性,亦即命运的规律,或神的意志。
宣扬“愿意的人,由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由命运拖着走”。皇座上的哲学家马克·奥理略在《沉思录》中把个人屈从关系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
当时的唯物论哲学家卢克来修也沾染了感伤的情绪,他在《物性论》一书中对原子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在“怕死的愚蠢”这一达观的标题下,他却把死亡看作是对于尘世苦恼的一种解脱手段。他说:“痛苦和忧愁必须有一个承受者,但死取消了我们感觉和忧苦的可能”。
史学家李维同样地具有逃避现实的情绪,他痛感消除腐败的社会风气,扭转局势之无力,而把自己置于古史研究之中,以求得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他悲叹地说:“随着公民纪律的逐渐废弛,道德亦开始堕落……我们现在已落到既不能容忍这些恶习,又无法取缔这些恶习的地步”。
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主与普通自由民的悲观厌世和追求享受二者并行不悖。他们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渺茫,在娱乐方面便欣赏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快乐,如赛马、角斗、兽斗和低级趣味的戏剧表演,企图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而人们喜爱流血的残酷、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与生命无常的心理紧密相关。有的在宴会上使用的大杯上雕镂有亚历山大和苏格拉底的骷髅,提醒人们在享乐时不要忘记荣华易逝,生命无常。在某些墓碑上竟刻有这类字句:“生时我曾享乐,现在我已成灰。”
恩格斯认为三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进入了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总解体的时期。道德的解体既反映了又加速了经济和政治的解体,它是促使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由于人们追求享乐和奢侈,从事农业经营的奴隶主便把大批的资金、土地以及劳动人手用于经营设有养鸟室、猎场、鱼池等享乐之用的别庄。
结果别庄的发展必然使农业再生产的条件日益恶化,它是奴隶制农庄危机加剧的重要因素。奴隶主追求奢侈生活造成的恶果不一而足。奢侈品贸易的扩大,又使大批贵金属,尤其使白银不断流于国外,导致贸易上的入超。
道德的解体必然加剧政治的解体。因为道德上的堕落使统治阶级昏庸无道;使公民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趋于消失;也使军队日益腐化。追求奢侈和财富、贪图安逸之风严重腐蚀了军队,这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已见端倪。
当时士兵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西庇阿训斥说:“你们更象强盗,而不象士兵。你们是一些逃亡者,而不是军营的保卫者,贪婪使你们更象是一伙假期中的游客,而不象是一支围城的军队。你们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寻找奢侈享受”。
到了帝国时代,罗马的军队更加腐败。塔西陀曾借一个不列颠酋长之口,说罗马军队的勇敢,已比他们平时的淫荡大为逊色,“他们在作战时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
综上所述,从古罗马社会道德的变化,可以看出:同一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利益或谋取利益方式的不同,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对道德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绝不能直接决定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道德变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应该说古罗马的兴衰,社会道德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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