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代香料贸易，能获得蓬勃发展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东南亚地区是仅次于阿拉伯地区的一大香料产地，因享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极具海洋贸易的优势，也是宋代大食商人运输香料来华的重要贸易中转地区。
“在马来世界，这里没有广阔的地域性帝国，而是有一系列更小的政体，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依赖海洋贸易，东南亚所有的大城市要么是港口，要么坐落在通航的河流旁，这意味着这些港口政体的统治者在海洋贸易方面比其他领域起到更大的作用。”
因此，环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对海洋贸易的管理较其他内陆地区更为主动，发展出繁荣的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发展催生出诸多重要的贸易港口，如三佛齐、蓝无里等，使它们成为中世纪乃至今日商贾云集的通商大埠。
东南亚小国邻立，最强大的贸易国家属三佛齐、阇婆，它们是东南亚的两大香料贸易中心。《岭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阔婆、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
此时的东南亚地区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杰夫·韦德认为：公元900年到1300年的四个世纪是东南亚的早期商业时代，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地区以三佛齐和阇婆为代表的国家成为香料贸易的中转中心。
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东南亚地区与宋朝开展香料贸易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活跃于7至14世纪，其属国众多，中心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繁盛之时势力扩展到马来半岛和爪哇岛的部分地区。由于扼守东南亚的要冲马六甲海峡，三佛齐一度控制着东南亚的国际商业贸易，是东南亚地区香料贸易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岭外代答》中这样描述：“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诸蕃志》也有记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德国学者普塔克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高度称赞了三佛齐的贸易中心地位：“三佛齐拥有马来世界的所有商品，这些商品从各处涌向巨港，包括婆罗洲或巴鲁斯的樟脑、黄金和香料、胡椒、异兽、树脂、珍稀木材等。”
除了地理优势，三佛齐统治者非常重视海外贸易。阿伦·古普塔描述了三佛齐统治者管理海外贸易的措施：“港口由苏丹主宰，沿海贸易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还有由奴隶进行的香料贸易。”
为了垄断东西方贸易，三佛齐统治者强制东西往来的商船往其国住泊，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三佛齐国内商船云集，“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辏焉。”
因此，优越的沿海条件、对马六甲海峡的制海权，以及国家对海洋贸易的政策支持是三佛齐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也是三佛齐在在宋代成为重要的香料贸易国的原因。
11世纪以后三佛齐在东南亚的霸权逐渐衰落，爪哇（古称“阇婆”）取代三佛齐而占据了国际重要地位，是与宋朝进行香料贸易的另一东南亚大国。爪哇在宋朝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凭借着香料贸易，富可敌国。
“公元929年至1222年期间是爪哇文化发展史上的极为重要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印度尼西亚商业大发展的时期。”马可波罗这样描述爪哇的富足：“此岛甚富，出产黑胡椒、肉豆蔻、高良姜、荜澄茄、丁香及其他种种香料，在此岛中见有船舶商贾甚众，运输货物往来，获取大利。”
马可波罗这里指的“价格昂贵的物品”中非香料莫属。爪哇并非香料主产地，但却广泛种植水稻，再用稻米换取东部摩鹿加群岛上的昂贵香料，从而牟取了丰厚的利润。
从7世纪起，诸爪哇国已经成为东南亚上的政治和商业强国。其统治者积极鼓励商业贸易为其国际香料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对港口的商人颁发王室许可证，不仅可以规范贸易，国王从中获得的大量税收又反过来成为统治者促进贸易的重要资金来源。
又如为外国来访者提供住宿、船只泊位、膳食等帮助、维护王国的治安，铲除海盗和匪贼，兴修大坝和港口等等，这些无疑为爪哇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极大地促进其国际香料贸易的发展。“此后不久，东爪哇便在国际香料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市场包括了东半球的大半部分。”
《诸蕃志》中写道：“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徙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此句话说明宋人向爪哇购买的胡椒之多，以至于铜钱外流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宋朝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与爪哇的交易，而爪哇商人诡计称自己来自“苏吉丹”（即苏卡达纳）瞒混过关。
中南半岛还有一些小国也处于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与宋朝频繁贸易的如交阯，《宋史》载：“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这是说，北宋初平定南汉政权后，交趾与宋朝的通商贸易得到发展，将众多外国货物带入中国贸易。
12至13世纪，柬埔寨处于吴哥王朝巅峰时期，该时期内统治者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经济得以发展。邻国越南，在独立后也采取一系列鼓励生产措施，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贸易兴盛。这一时期的占城也是香料贸易的重要港口，大约在9世纪就成为中阿贸易的中转站。
简而言之，从内部背景来看，两宋陆上丝绸之路没落、财政困难是间接原因，政府积极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是贸易基础，宋代强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是物质保障。佛道两教的兴盛和民间兴盛的香料需求是动力，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是技术保障，离开任何一个条件，宋代的香料贸易都会受到影响，甚至难以维系。
从整个亚洲地区来看，在10至13世纪的两宋时代，宋时与中国有香料贸易关系的阿拉伯、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相对稳定，政府鼓励贸易，这一系列因素催生了大规模海上贸易，于宋朝而言，这意味着香料贸易的供给市场扩大。
此外，这些地区无不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悠久的海外贸易传统，对海洋贸易的政策管理较其他内陆地区更为积极、开放，这就为它们发展以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条件。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背景，两者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宋代香料贸易繁荣的背景，也补充了学界单一从中国视角研究海外贸易的观念。
宋代政府对香料贸易的管理大致分为市舶贸易和朝贡贸易两种政策，市舶贸易政策针对进出口贸易中的香料，经过市舶司的检查、抽税、禁榷、博买等流程，这部分香料才能统一在市场上流通。朝贡贸易政策，即政府对于以朝贡贸易名义进献香料的管理。
在地位上，由于宋代香料主要通过商人交易买卖的形式运往或输出中国，故市舶贸易政策在宋代香料贸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市舶贸易和朝贡贸易在宋代的香料贸易中也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互市基本上都是在朝贡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发展趋势上，两者也截然相反，香料市舶贸易随着宋廷对海外贸易的支持与日俱增而日渐兴盛，香料朝贡贸易却因政治和财政原因在宋代历史上江河日下。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普遍崇本抑末，海外贸易则被视为末业的代表之一，政府往往施加各种政策严密管控。
黄纯艳在《宋代海外贸易》中提到：“在中国古代这样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政治具有超经济的力量。它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的强有力的控制，干预经济，力图使经济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海外贸易有较快发展的时期都是贸易政策比较宽松的时期。”
该句意在强调，海外贸易的发展程度直接取决于封建政府的贸易政策。宋代香料贸易能在古代封建王朝普遍重农抑商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便是宋朝政府宽松的贸易政策。出于国计民生、弥补财政困难的需要，宋朝历代统治者均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宋代香料民间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点，便是设立并完善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这是香料贸易能正常开展的制度保障。唐代时期，置市舶使掌宫中进口货物采购，后握有贸易事物管理之权，但尚未成为常设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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