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上各个文明都一个路数，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普遍存在。走出原始部落后，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发展轨迹还是很有默契的。希腊城邦对应春秋战国；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对应诸子百家；亚历山大帝国对应秦帝国；罗马帝国对应汉帝国；蛮族入侵对应五胡乱华，东罗马对应东晋；隋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对应查理曼大帝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王国。
隋朝统一之战
然而在此之后，中西方历史走向开始分道扬镳。中国一直保持了大一统局面，而查理曼大帝死后不久，法兰克王国就分崩离析，西方也再未能完成统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什么意外。这就像两个同胞兄弟，小时候长相很相像，性格上的不同之处被外表埋藏。但随着年龄渐长，骨子里的不同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法兰克王国分裂
历史就是文明的载体，世界上有过许多文明，但基本上都不出三个范畴：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最典型的就是中华文明。由于农耕，中国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与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邻里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慢慢地就有了安土重迁的观念。所以农业文明扩张性不强，更注重的是保卫家园。重视乡土宗族，讲究人情事故，毕竟大家都很熟悉了。
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基本类似，一个是在草原上游牧，一个在海上游荡。这种情况下接触到陌生人和敌人的机会就很多，很没有安全感。感觉谁都不能信任，为了自己安全，往往先下手为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条件发展农业，严峻的生存压力逼得人们不得不向外扩张。所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扩张性很强。还有一点，由于海洋文明善于经商。交易的双方又都不熟悉、不信任，于是契约就很重要了。西方的契约社会就是这么来的。搞清楚了这三种文明的差异性，我们就会明白为何汉唐时期的中国会发展出中央集权制，以及中西方的历史走向为何会大相径庭。
法兰克王国重建罗马帝国的失败让我们意识到，在公元800前后，中西方政治已经大不相同。然而，这只是长期发展而来的结果，在文明的最初阶段。中西方就已经埋下了不同的种子。希腊城邦时代和春秋战国虽然都是分裂割据，但在实质上二者大不相同。希腊城邦是民主制，而中国是集权制。造成这种不同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地理上，希腊半岛上布满山地、耕地匮乏、腹地狭小、海岸线曲折破碎、海上岛屿众多，这不利于希腊的统一，更限制其本身的生产力。于是一个个城邦相互隔离，既没有办法发展出足够强大的力量跨过山和大海去统一希腊，也就没有能力建立起集权政治。
古希腊城邦
中国的地势相对平缓，有大块的平原可以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足以支撑统治者对外扩张和对内集权。十个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只要选出一个人稍微组织一下就行了。这个人的工作很简单，权力也很小，在工作中还要听取其他九个人的意见。十万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要选出一个人做总指挥。这个人就必须有很大的才能，也必须有很大的权力。分散狭小的希腊城邦就是十个人，而春秋战国时的列国就是十万人。
另一方面，希腊是海洋文明，各个城邦之间的信任度很低。而且都忙着向海外扩张建立商业殖民地。所以，对完成希腊本土统一非常不感冒。而中国恰恰相反，是农业文明，能够很好地建立起互信统治。又因为四周山海大漠的阻隔，列国都集中精力围绕中原地区展开争夺。最终促成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虽然与诸子百家处于同一时代，同时发展出了伟大的思想。但中国的哲学家们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希腊哲学家们探讨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这在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名家也有涉及。只不过，春秋战国之后，这种思想在中国就已不再流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中西方不同的神话体系，归根结底还是文化问题。
希腊的神话体系是凭空创造的，宙斯领衔的奥林匹斯诸神出身天界，与人间泾渭分明。即使神明暴虐，凡人也只能侍奉。中国的神话体系就人性化得多了，黄帝、炎帝都是出自人间的部落首领，因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才被奉为神明。人权取代神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一旦神话被人怀疑否定。由神话支撑的信仰也就不存在了，而人类社会离不开信仰。没了信仰该怎么办？重塑信仰。
炎黄雕像
在中国，民众的力量是无限的，神灵没了还有圣人。黄帝之后有周公、周公之后有孔子，孔子之后有关公……一代代圣贤英烈被民众推上神坛供奉，社会从不缺失信仰。而希腊不同，凭空创造的把戏只能玩一次，失灵了就没法继续了。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各方力量争权夺利，根本没有一点互信。没有互信就不会相信有舍己为天下的圣人存在，更达不成封神封圣的共识。这就迫使希腊人另辟蹊径，通过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来建立新的信仰。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否定神明创世说后，希腊哲学家就一头扎进了世界由什么组成的问题。恩培多克勒认为是水、火、土、气四种“元素”；阿那克萨戈拉则认为是包含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种子”，万物是由它们以不同的比例结合而成的；德谟克利特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最小的不可再分地“原子”，它们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有形状、排列、状态的不同。万物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如此等等就构成了早期的西方哲学体系。
哲学，对许多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各种思想学说和文化信仰，是文科。但在西方，哲学包括所有学科。因为最早的西方哲学家无论在思考人文社科问题，还是自然学科问题，目的只有一个——解决信仰问题。天道、宗教是信仰，无神论、唯物主义也是信仰，自然科学亦不例外。所以自然科学属于哲学。与之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信仰基督教，人们不需要再思考那么多问题，哲学水平严重衰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威信大减，信仰再次出现危机。于是欧洲人不得不再次开动大脑，最终在哲学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亚历山大大帝由马其顿南下征服希腊城邦与秦国出函谷关灭关东六国看似很像，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二者恰好相反。亚历山大灭希腊城邦这是开头，灭波斯、打印度才是重头戏。而秦始皇灭六国是硬菜，伐匈奴、征百越、通西南夷只是饭后点心。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整合希腊地区，而是把国都从马其顿的佩拉迁到了波斯旧都之一的巴比伦。而秦始皇灭六国后着力整合六国地区。很难想象秦始皇把国都由咸阳迁到漠南、岭南或西南夷地区。所以，秦始皇的贡献就是大一统。而亚历山大大帝的贡献是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亚洲地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亚历山大帝国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虽然都是大帝国，但二者也是大不相同。首先在根源上，汉帝国承袭秦帝国，有着现成的集权政治基础。而罗马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罗马王政时代类似于中国尧舜禹时期，国王由部众推举出来。王政时代到第七任国王塔克文时，罗马王权已有所发展。塔克文对内实行独裁统治，他从来没有向元老院征求过任何意见或建议，也从来不问市民大会同意与否。因此被人成为“傲慢者塔克文”。
与希腊一样，这时的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城邦，无法支持家集权政治的出现。塔克文的独裁傲慢不但没有继续加强国王手中的权力，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感。最终被民众推翻，王政时代至此结束。
塔克文被推翻后，贵族与平民之间争议不断，罗马陷入了十六年之久的无序“骚乱”之中。公元前494年，当时罗马同邻近部落发生战争，而罗马平民拒绝作战，带武器离开罗马，史称“平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贵族被迫承认了平民选举保民官和召开平民大会的权力。保民官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利不受贵族侵犯。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共有两名，任期一年，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男性平民和男性贵族构成。这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一个路数，因此这一时期的罗马被称为罗马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疆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规模的扩大和出征时间的延长，以及军队统帅权力的疯长。在高卢地区长期作战的凯撒是一位优秀的统帅，为罗马开辟了大片疆土。但他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手下的军队已经不再听从于罗马，只听命于凯撒。当凯撒带着军队回罗马时，元老院只好屈服于他的独裁。不久后，凯撒在元老院被民主制支持者刺杀。但凯撒之死并没有改变历史大势，其养子兼甥外孙屋大维继承遗志，最终建立独裁的元首制。罗马进入了帝国时代。
汉朝与罗马
罗马的皇帝不同于汉朝的皇帝，罗马皇帝是民主制下的独裁者，而汉朝皇帝集权政治的权力象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权力的掌控。汉朝刘家江山西汉两百年、东汉两百年，共四百年之久。而罗马帝国的前两个世袭王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前27年—68年）、弗拉维王朝（69年—96年）存在时间都极为短暂，二者之间则是一年的四帝内乱。之后的五贤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中除了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康茂德以外，其他四位都是传位于势力较大又有才能的养子。整个罗马帝国时代，皇帝都没能真正集权，一直是独裁者。若是亲生子女没有强大的势力和才能，世袭制很难继续下去。康茂德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最终被刺身亡。
独裁，很多人认为是集权政治的产物。但实际上集权不是独裁，集权的目的是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故而中国的集权政治又可称为民本政治。而独裁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毫无顾忌的为己方攫利益。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独断专行。但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塔尖，皇帝必须一碗水端平才不至于失去平衡，丢掉天下。对于中国皇帝而言，权力金字塔的每一层的体量都要控制适当，越是底层，越要加固，以底层民众为根本。所以集权政治不会产生独裁，反倒是民主政治才是独裁的根源。
民主政治就像是扇形统计图，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能与权力中心接触。由于各个团体都能对权力中心施加影响，所以无论哪一方势力当权，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势必会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将异己势力尽可能的排挤出权力中心。贵族支持的政党当权就会最大化贵族的利益、商人支持的政党当权就会最大化商人的利益、军人支持的政党当权就出现了军事独裁。
民国时期，中国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就出现了两个独裁者——袁世凯和蒋介石。为什么说袁世凯和蒋介石是独裁者？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集权。袁世凯当权就想肥水不流外人田，眼里只有北洋系。蒋介石也是，没本事控制全国，就着重培养自己的中央军嫡系。
谋天下者先为天下谋，真正有能力一统天下的人都不会这么小气。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都很爱护，于是全国人民都支持共产党。有了民本而后才有集权，所以中国共产党才取得天下。由此观之，凯撒、屋大维也是小气了点。不过，这怨不得他们，只能说罗马帝国内部的民主政治的残余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由于无法集权，各方势力频繁的争权夺利不仅拖垮了罗马帝国，也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后彻底湮灭。
476年，是北魏孝文帝延兴六年，距离西晋灭亡已有一百六十年。这一年，西罗马灭亡。西晋与西罗马虽同为落后的蛮族所灭，但后续发展方向却截然相反。灭亡西晋的胡人在一百多年里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在孝文帝改革后最终融入中原。而灭亡西罗马的蛮族却没能吸收一点古罗马文化，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个蛮族国家。如果不是基督教驯化了这些好战的蛮族，中世纪的欧洲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蛮族建国
落后的征服者会被征服地区先进文明同化，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中华文明就遵循这一规律，同化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但也有许多例外情况，比如古罗马文明。西罗马灭亡后，古罗马文明的消亡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够优秀。而是文化观念太狭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隔离性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虽然一直有根深蒂固的夷狄观念。但更多的只是对夷狄文化风俗的否定，而不是否定夷狄本身。当远方的夷狄前来归附时，中原王朝都会宽容接纳，平等视之，继而开启同化进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观念。但罗马人不这么看。因为罗马早期是民主政治，拥有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到诸多罗马公民的权力，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此一来罗马人当然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分享给外来人口。
为了区别对待罗马人与外地人，罗马制定出了两套法律，《公民法》适用于古罗马公民，而《万民法》适用于非古罗马公民的民众。进入到帝国时代后，一方面是疆域扩大，非罗马公民人口激增。一方面是独裁代替民主，独裁者完全可以不理会公民的反对，将公民权发放给全体罗马人以获取更多的纳税与服役人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扥尼努斯敕令，授予所有罗马帝国自由民（罗马是奴隶制社会，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公民权。
罗马人对境内的其他民族尚且如此，对境外蛮族的态度只会更差。当匈奴西迁，蛮族迫于压力进入罗马境内寻求避难时，罗马人将蛮族当成看门狗一样看待。蛮族战士替罗马防守边境的同时还要忍受罗马人的不公。结果可想而知，蛮族掉头扑向了罗马。灭亡西罗马的蛮族既没有受到罗马文明的同化，又对罗马人心怀怨恨，也就没有理由保留、学习罗马文化了。
蛮族入侵罗马
反观西晋末年，尽管政治混乱，胡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毕竟没有受到明显的差别对待，而且受到了一定的汉化影响。匈奴首领刘渊、辽西鲜卑首领段匹磾、辽东慕容鲜卑首领慕容廆等胡族首领祖上就已归化中原王朝。刘渊以汉为国号，段匹磾在西晋灭亡后仍效忠晋室，慕容廆教百姓从事农桑生产，采取晋朝法制治理部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胡族已经接受汉化，逐渐的融入中华。
西罗马灭亡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时期中西方的共同点就是文化倒退。在中国，儒家士大夫在汉末至魏晋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消亡殆尽，儒家大一统理念成了一纸空文。以血缘和利益关系钩连起来的门阀世族出现，集权政治受到极大挑战。在欧洲，希腊——罗马文明近千年的积累被蛮族清零。在原有的部落联盟政治基础上，各个蛮族政权发展出了封建制。
中世纪的封建制就是西周分封制在欧洲的翻版，维护封建制的教会则是礼乐制度的宗教形式。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也可以看作是西周分封制的死灰复燃，但二者又不尽相同。首先，门阀世族不是皇帝的分封附庸，而是一股独立势力，与皇帝是合作关系。权势大的门阀甚至能与皇帝平起平坐，比如“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其次，门阀世族并不只依靠自己宗族的力量，而是各个家族通过利益关系结成一体，将皇权牢牢的困住。即使像隋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圣君明主，也不得不向门阀世族做出一定的让步。
门阀政治与封建制的区别导致中国的政治斗争更加频繁激烈，改朝换代就跟换一个合伙人当老板一样随便。在南朝，东晋之后有宋、齐、梁、陈，在北朝，北魏之后的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是关陇集团的内部易主。长期不稳定的局面促使天下人心思治，分久必合，最终在唐朝时期达到盛世巅峰。此后虽有唐末、两宋和元末的乱世割据，但都时间不长，大一统与集权政治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下来。
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民众也过的很苦，但一方面是基督教会劝导民众生来受苦，死后上天堂，稳住了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制强调血缘，国王再弱，他的儿子也要继任国王，封建贵族不能擅自篡位。作为回报，贵族的领地和其他权益国王也不能侵犯。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使社会相对稳定。
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
文艺复兴后，教会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国王与贵族也两败俱伤，新兴的资产阶级崛起。但资产阶级执政有两个先天不足，一个是血缘上没有名分，一个是实力上又要依靠底层民众，而底层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存在阶级对立。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一场妥协的革命。要么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与国王妥协，实行君主立宪，由国王凝聚民心，资产阶级负责执政。要么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对民众妥协，通过选举制来营造一种看似公平的民主制度来稳住无产阶级。但不论那种形式，都是背叛底层民众的权力分赃。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资产阶级政府被迫开始推行有利于民众的改革。然而东欧剧变后，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家们又开始张开血盆大口，最终造成了今日动乱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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