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价值链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影响日趋凸显，如今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经济在世界不同区域分工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量化测度维度上主要包括对价值链参与程度和位置的分析。这两个指标的测算结果对认识区域及行业在价值链中获得增加值能力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对测度方法有较为具体的理解，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分析区域行业的价值链参与情况。
Hummels最早提出了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即HIY法，宏观上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垂直化进行了测算，包含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是以一国总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指数（VS）来衡量，第二种是以一国总出口产品中被其他国家进口作为中间品使用，且用于出口的部分（VS1）。他所用的投入产出测度方法是基于单国的投入产出模型，这一方法为后来研究多国和多区域价值链测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际投入产出表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数据的丰富更新，多国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逐渐成为研究重点。由于HIY方法假设存在明显不符合实际经济情况的缺陷：第一，没有考虑进口品在本国加工后出口又回流到本国的情况；第二，假定进口中间品的投入在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时的使用程度不变。基于此，Koopman对第二个假设进行了考虑，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将加工出口与国内最终使用、一般出口的投入产出系数进行区分，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进行了计算。
随后，王直等提出了基于全球生产链和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测算方法，即KPWW，利用多国投入产出表，对总出口中所包含的流向不同用途的国内增加值进行了区分，避免了重复考虑出口流出。同时，还构建了测算一国产业部门在全球的地位指数和参与程度的指标。通过比较本国出口品种本国中间品份额与国外生产的中间品份额大小，来衡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高低；以本国出口品中国外生产的中间品份额大小来衡量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的高低。
有关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将上述衡量垂直专业化贸易体系的指标融入到一个计算框架中，使之联系在总出口中表现得更为直观。此后，Koopman等基于前向关联将总出口进一步细分为九个部分，成为目前应用最广的方法。随着全球投入产出表的不断完善，增加值贸易核算在研究全球价值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垂直贸易分工指标更多在价值链分工程度中体现，而对价值链分工的相对位置未进行准确测度，对价值链分析缺乏全面性和准确度。
Antras提出了衡量价值链上相对位置的行业上游度概念，表示一个产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距离最终需求的距离，上游度指数越高说明该行业距离最终消费距离越远。Fally同样提出了上游度的测算方法，也量化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距离最终产品的距离。上述两种不同的测算指标都是基于宏观视角，微观视角方面只要通过计算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整体上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基于单一的产业进行了价值链剖析。Kee和Tang用企业和海关数据对国内增加值济进行了测算。分工位置上也可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分工研究，是对宏观数据的完善和补充，但数据的获得是该角度研究的主要制约。
关于国内价值链区域分工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1968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开始将投入产出核算纳入其中，许多国家开始编制定期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对国内价值链的研究也日渐丰富。目前对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现状已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部分学者基于中国地区区域差异，探讨我国不同区域价值链嵌入对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沿海地区对全球价值链依赖更多而内陆地区主要嵌入国内价值链中，且大体形成了西部地区占上游、中部地区占中游、沿海地区居下游的价值链分工格局，沿海地区更多充当“加工制造者”的角色，内陆地区则更多是作为“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给者。
由于中国各区域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显著，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内价值链区域分工的研究主要针对对象为沿海区域以及内陆地区。刘志彪和张少军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融合促使中国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并提出了东部沿海要延伸发展国内价值链才能在实现自身价值链攀升的同时，降低中西部地区交易成本，形成区域间经济良性互动。
后来他们又通过联立方程模型证明了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割裂造成了中国的中低端锁定并使得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后来学者基于东中西区域发展差异进一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差异的体现、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具体研究。黎峰探讨了国内价值链的形成机理，通过构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八大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西高东地”梯度递减格局的结论。
同时还对不同密集度的区域进行了国内价值链定位的测算。邵朝对等利用30个省份区域投入产出表，考察了国内价值链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效应，发现国内价值链贸易能够显著增强中国地区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盛斌等结合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区域经济促进作用济行了研究，发现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大于内陆地区。潘文卿构建了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和投入产出关联指标对中国八大区域间的国家价值链进行了分析，发现国内区域间整体关联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关联差距区别较大。
袁凯华等研究发现国内价值链并未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且东部沿海分工错位主要是源于区域间贸易壁垒所导致的。潘文卿对国内价值链的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指数进一步分解为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对区域内部的价值链参与度进行了考虑。嵌套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价值链分工能够推动中低收入地区人均收入提升更快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在基于内生性国内价值链分工中经济发达地区占主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更为显著，产生了资源配置扭曲，最终导致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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