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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巴菲特最佩服的人,只因这一件事,股神便自愧不如 | 远读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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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个小问题:你觉得在全世界的金融投资领域,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呢?

是家喻户晓的“股神”巴菲特?或者是大名鼎鼎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又或者是人称“全球最佳选股者”的彼得·林奇?

有一个人的成就,可能远远超过他们三个,但很多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博格(John C. Bogle)。

约翰·博格当年在投资领域做出的创举,至今仍影响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可能就有你和你的家人、朋友。

△ 晚年的约翰·博格

有一个人曾经说:“如果要立一座雕像,来纪念为美国投资者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那毫无疑问,应该是约翰·博格”。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巴菲特。

还有一个人曾经说:“约翰·博格是金融行业最智慧的人之一。”说这话的人,是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两次做空美国股市的纳西姆·塔勒布 。

说了这么多,约翰·博格到底干了什么,才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呢?简单来说就四个字:指数基金(index funds)。他由此被称为是“指数基金之父”。

指数基金这个东西,可能不少朋友已经比较熟悉了,有的人可能还买过。这里再简单解释两句:


指数基金的意思就是,先瞄准一个有名的股票“指数”,比如“标普500指数”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

然后,投资者购买这个指数里全部或者一部分股票,买完后就等着;

最后,等到这些企业盈利增长、出现牛市的时候,你就可以赚到利润了。

听起来很简单是吧?你可不知道,约翰·博格当年在创立指数基金的时候有多难。

他脑袋里“指数基金”的设想,颠覆了整个投资行业的投资方式,直接触动了很多人的实际利益。所以,他遭到的是海啸一般的反对。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华尔街的投资专家就说,约翰·博格的理念纯属“异端邪说”。有些投资经纪人还说他纯粹是“祸害”。

一位投资界老前辈曾经严肃地警告他:“你要做的事,会摧毁我们这个行业”。意思是:一定要想清楚你在做什么!

还有人上纲上线地宣称,约翰·博格的行为是“反美国的”,是“反资本主义的”。那种感觉,简直要把他这个人从美国给踢出去。

在约翰·博格这里,我们看到了投资界名人身上,非常少有的两种极端评价:捧他的,视他为圣贤;骂他的,把他当祸害。

那他到底是“圣贤”还是“祸害”呢?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无法听到他亲口说明了。2019年1月份,约翰·博格这位充满争议的老人,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去世,享年90岁。

但是,这位叱咤一生的老人,生前曾有一本大部头的“绝笔之作”。他在这本书里,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讲述了他一生的功过。

我曾经在“万卷书计划”里解读过这本书,书的名字叫做“Stay The Course”。这本书后来出了中文版,中文版书名翻译成了《坚守》




今天,我们就通过《坚守》这本书,一起了解一下约翰·博格的传奇经历。相信看过下面的内容之后,对约翰·博格其人其事,你自会有你心中的评价。

按照老规矩,接下来我还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给你讲述今天的故事。

· 01 ·

父母离婚,大学差点被退学,

一篇论文改变命运

1929年5月,我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那个时候,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我家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

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还债,父母甚至不得不把房子都卖掉了。

卖掉房子之后,我父亲就一蹶不振,经常靠喝酒消愁,慢慢地竟然变成了一个酒鬼。因为父亲老是这种状态,母亲后来选择了离婚。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破碎了。

△ 约翰·博格(右一)和妈妈以及兄弟们

虽然我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成绩好,我从一家普通中学转到了新泽西州顶尖的寄宿学校“布莱尔学院”。那时候是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两年之后,我从布莱尔学院毕业,顺利地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我学的是经济学和投资。没想到在大二那一年,也就是1948年秋天,我又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低谷。

当时我发现,自己在一门经济课上什么都听不懂,书也看不懂,最后期末考试只得了个“D ”,也就是刚刚及格的水平。

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失去奖学金;而一旦失去奖学金,我在普林斯顿的日子也就结束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一分钱的外部经济支持,全要靠奖学金交学费。

经过一番努力,我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考了个“C -”的成绩,算是勉强及格过了关。

除了遇到那次危机,在大学期间我还遇到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毕业论文

△ 普林斯顿时期的约翰·博格

那时的我,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一篇以前没有人写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坐在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着1949年12月出版的《财富》杂志。

看到其中一页的时候,我突然就停了下来,那里有一篇文章吸引了我。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开放式基金”。


在开放式基金里,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买基金,这样基金资产和规模就会相应增加;

反过来,投资者也可以把持有的基金份额,再卖回给基金销售机构,收回现金,这样基金的资产和规模就相应减少。

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我就感到特别兴奋,我想:“我找到论文选题了!”那时候研究这个话题的人还很少,我当场决定毕业论文不写别的,就写一篇关于开放式投资公司的论文。

我闷头钻进图书馆里,花了无数时间去研究和分析开放式基金。最后,我的论文整整有130页。

在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为股东服务,而且投资公司可以通过降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来实现增长。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有点极端也有点幼稚的观点,影响了我一辈子。这是后话。

等到1951年毕业的时候,我那篇论文得了最高分。我还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等毕业证书。俗话说“好事成双”,我没想到的是,那篇论文竟然直接帮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 02 ·

当上CEO,又被人搞下台,

一怒之下创立新公司

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位比我早30年毕业的“老学长”,他是“惠灵顿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当时,惠灵顿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基金管理公司,在1951年的时候,总资产就达到了30亿美元。

这位学长很欣赏我在文章里的眼光和思路,于是给我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我到惠灵顿公司工作。那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在1951年7月,我走进了惠灵顿公司在费城的办公室。

△ 那个时候的约翰·博格

我很快参与了公司的每一项业务,包括管理、营销和分配、证券分析和股东关系等等。后来,我又开始替那位创始人给投资者写信。

又过了几年,连公司年度报告里那些总裁讲话,也是我写的了。1965年的时候,我被任命为公司的CEO。我春风得意,达到了早期职业生涯的顶峰。

坐到了CEO位置,我还以为自己会永远待在惠灵顿公司。万万没料到,到了70年代美股熊市的时候,公司的业务出现危机。

在一次内部权力争夺当中,我直接被踢出局了。1974年1月23日,我被惠灵顿管理公司解雇,不再是CEO了。

△ 当CEO时的约翰·博格(中)

事到如今,我并不打算“逆来顺受”,我要跟自己的老东家惠灵顿管理公司叫叫板。得知自己被解雇的第二天,我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

那时候,惠灵顿公司下属的11家共同基金的董事要在纽约开董事会。我虽然不是CEO了,但还是那些基金的主席。

作为基金的主席,我在大会上发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提议:建议各个基金宣布从惠灵顿管理公司中独立出来,自己管理自己,选举属于基金自己的管理人员,自己任命工作人员。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拿惠灵顿公司为例说明一下。

惠灵顿是一家著名的基金管理公司,既然叫“管理公司”,它就是用来管理基金的。让一个专业的管理公司来管理一笔或者好几笔基金,然后这家公司收取高额的管理费用,这是共同基金行业一贯的做法,“基金管理公司”就是靠这个活着的。

这个模式已经实行好几十年了,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但是我那个提议的意思是:要打破这个传统,基金不要别人来管理了,基金要自己管自己。这种情况,在共同基金行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

在会议现场,基金的董事们压根没听过这种“打法”,当时就懵了。他们要求我提供一份研究报告,讲清楚基金要具体怎么个独立法,独立以后又要怎么办。

于是,不久之后我写下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这份文件的题目叫《惠灵顿投资公司集团的未来结构》,这份文件足足有250页长。

文件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强调了“基金的独立性”。简单说就是,基金不受基金外部管理人的支配和领导,基金应该完全服务基金股东的利益。

在文件里,我借用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政府要由人民组成,被人民支配,为人民服务”。我说:一个基金公司的运作,应该是“由股东组成,被股东支配,为股东服务”(of the shareholder, by the shareholder, and for the shareholder)。

总而言之,就是节省一切成本,给基金的股东谋求最多的利益;除此之外,什么专业的管理公司,什么外部的管理人员,都是多余的,我主张统统不要。

这样,共同基金行业一个全新的理念诞生了,而要实现这个理念,需要一家全新的公司。为此我创建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把这家新公司命名为“Vanguard”,也就是“先锋”的意思。

△ 如今的先锋集团

这个单词的背后还有个典故。在1789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打了一场恶仗,其中打败拿破仑舰队的那艘英国指挥舰,就叫“先锋号”。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历史故事,我希望自己的公司也能像那艘战舰一样,乘风破浪、反败为胜。

· 03 ·

指数基金诞生,

有人却说它“反资本主义”

1974年9月24日,先锋公司诞生了,这艘“基金战舰”正式起航。今天看来,这可是个大事件,但是在当时,先锋公司的成立是默默无闻的,没有引起任何媒体的注意。

 1975年,也就是在先锋公司成立一年后,我们成立了一只完全由基金内部人员管理的共同基金,名字叫“先锋第一指数投资信托”。这是全世界第一只指数型的共同基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1975年的报纸,介绍了先锋公司“自力更生”的共同基金

这次,我们的动作引起了专业媒体的注意,不过是负面的注意。

当时《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引用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句话,说这只指数基金“对两家都是祸患”。文章总的态度是对我们那只基金嗤之以鼻。

媒体是这个态度,那同行是怎么评价的呢?当时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基金”的负责人,直接当面警告我说:“你们干的事情,会摧毁这个行业。”

为什么别人对我们这家新公司和这只新基金的反应这么极端呢?

不客气地说,我的确在先锋公司和这只新基金里面埋了一个“雷”。这个“雷”一旦爆炸,它的威力是无法预计的。说我正在“摧毁这个行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自己也心知肚明。

想要明白这个“雷”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从先锋公司的内部结构说起。这家基金公司的内部结构极其特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先锋公司的结构和传统的共同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结构做一个比较。

传统的共同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有一群人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这些人拥有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然后,这个基金管理公司控制着一只基金。同时,这只基金本身也有股东,也就是基金的投资人。

形象一点说,这种结构有点像一个“肉夹馍”:基金是中间的“肉”,上面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下面是基金本身的股东,两种类型的股东“夹着”中间的基金。

这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当这块肉变大了以后,谁能先吃到肉呢?

答案是:基金管理公司会先吃到肉。因为那些管理公司会收取高额的管理费,从中赚取大量的利润,而基金股东并不能得到这些好处。这就是一只基金接受“专业管理”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当时的“行规”。

然而,先锋公司的内部结构,就是为了挑战这个行规制定的。我几乎把刚才说的整个结构,给整个颠倒了过来。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一只基金的股东拥有一个基金;然后,这个基金本身组建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这样,包括那个管理公司在内,一切都属于基金股东所有,所以一切就能为基金的股东服务,这就是一个“股东优先”的公司。

形象点说,这个结构颇有点《水浒传》里梁山兄弟的感觉: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只要把“酒”和“肉”做大,大家得到的好处就越来越多。

△ 先锋公司结构和传统基金公司结构区别示意图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构,我们先锋公司遭到了同行的非议。

有人说这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有人说它是“反美国的”。总而言之,这家公司不符合美国精神,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精神,不符合投资行业规矩……

倔强的我没有理会那些非议,我要坚守自己的理念,继续做自己的事。

· 04 ·

再次“捅马蜂窝”,

大幅度削减投资成本

建立了全新的公司结构之后,下一步就是找投资。“先锋第一指数投资信托”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我就忙着做首次公开发行(IPO)。

我希望自己的基金在首次公开发行的过程里,能吸引足够多的人,形成足够大的规模;这样,作为一个指数基金,我们就可以购买“标普500指数”里的所有股票。

但是,首次公开发行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很多人不认可我们推出的新投资理念,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努力贬低我们。

有一家竞争对手公司还向华尔街铺天盖地地散发了海报,海报上写着一句话:“帮助消灭指数基金!”

等到这只指数基金的首次公开发行结束的时候,一共只产生了1130万美元的投资者资本,这些钱比我预计的要少得多,还不够去购买标普500指数所有股票中的100股。

这怎么办?干,还是不干呢?当时有人建议我干脆取消上市,把钱还给投资者算了。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我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有了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这是一个大事件的开始。”

虽然那是一个不尽人意的开始,但是基金在投资方面毕竟开始了。现在先锋公司面对的是营销的问题。

传统上,美国的投资者购买基金,需要找一个中间人,比如通过银行去购买。但是这样就要支付高达8.5%的购买费用。

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买100块钱的基金,只有91块5能进入基金资产,剩下的8块5要给基金销售人员,那是他们的“提成”,说得正式点叫做销售佣金

如果这个人买100万的基金,销售基金的人光是赚到的销售佣金就有8万5千块钱。所以在那个年代,基金销售是一个“坐地赚钱”的职业。

既然我的理念是尽量减少投资者的开支,从而扩大投资者的收益,那么我就要拿销售佣金这个东西开刀。

等到我们的那只指数基金首次公开发行之后,我在基金董事会上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先锋公司的基金要“免佣金”。

这就是说,投资人不需要通过第三方购买,我们自己直接卖,并且卖的时候完全取消“购买提成”,投资者从此不再支付基金销售的任何费用。

经过激烈的争论,董事会通过了我的这个方案。又经过复杂的流程,我们说服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并不是什么不合法不合规的操作,最后得到了他们的审批通过。

· 05 ·

不要光是吸引更多资产,

要为投资者服务

我知道,我又惹事了。免除佣金这个动作,的确又捅了马蜂窝。

几家大的基金管理公司马上公开表示,我们这是自取灭亡。那些大公司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看先锋公司和我们基金闹笑话。

而那些投资经纪人则是火冒三丈,因为他们拿不到一分钱了,于是他们开始抵制,到处告诉投资者别买我们公司的基金。

他们的这些行为,导致先锋公司在砍掉销售佣金后的第一年出现了收入下滑。但是,免去了销售佣金以后,我们推出的指数基金在价格上也有了很大的竞争力,可以吸引很多普通的投资者。

有句俗话叫“群众是用脚投票的”,果然到了第二年,因为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先锋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就迅速增长。三四年之后,这笔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

△ 先锋基金减免费用的相关报道

那时候,当初嘲笑我们的大公司如梦方醒。他们见势不妙,感到火烧眉毛了,于是被迫也取消了销售佣金,这又导致当时80%的基金销售人员都面临失业。

可以说,我所做的事情,给基金行业来了一次大洗牌,基金销售的商业模式也从此彻底改变了。当初我埋下的那个“雷”,那时可以说已经炸得“遍地开花”了。

到1980年3月,我们公司内部又成立了自己的投资顾问部门,管理手里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这样,从资产到营销再到投资管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先锋公司内部完成,完全不需要雇佣外部人员或者外部公司。

对基金的股东来说,成本大大降低,留出的收益空间就更多了。那时候的先锋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共同基金联合体,准备进军全球。

 这个时候,我的战略布局主要是,试图增加基金业务的种类,除了股票基金、债券基金之外,我们还进军货币市场,搞了货币基金和养老退休基金等等。

在1981年到1991年这十年里,先锋公司一共成立了32只新的共同基金,其中包括13只新成立的固定收益基金,2只新成立的指数基金。这些基金让我们的业务迅速增长,为后来其他的进步铺平了道路。

讲到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我们公司内部的“先锋合作计划”。这个计划的特殊性和创造性,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一个创举。

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从1984年开始,公司内部的每个成员都是合伙人;

公司利用节省出来的成本和投资业绩,每年向每个工作人员发放大量的现金;

先锋公司用这种方式,表彰全体员工为股东创造价值付出的集体努力。

公司内部还规定,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管理层没有特殊预留的停车位,没有吃饭的包间,出差也不能坐头等舱;大家都是一样,每个人都要平等地工作。

这种体制加上刚才的“先锋合作计划”,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这当然又招来了不少非议。不过,非议归非议,先锋公司和基金实际上正在因为这种机制而成长壮大。这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么?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站稳脚跟的先锋公司又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用技术改变运营方式。我告诉先锋管理公司的经理们:“我们将成为技术的领导者。”后来我们就跟麦肯锡公司合作,借助麦肯锡的技术优势,开始更加科学地运营自己的基金。

第二件事是设立一系列低成本基金。当时的共同基金公司一般努力维持高收费,当他们引入新的基金时,一般收费会比现有基金更高。

我跟同行的思路正好相反。1992年,我在公司领导会议上宣布创建一个低成本基金系列,这个系列由四只基金组成,用来投资美国国债,而且费用率只有0.1%。这个费用比例不到原来债券基金费用的一半。

事实证明,这四只低成本基金效果显著,到2018年年中,这四只基金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320亿美元

后来我们又继续给投资者推出了更多的选择:

1994年3月,我们推出了业内首只可征税的确定期限债券市场指数基金和首批由税收管理的共同基金。

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投资房地产的投资信托基金。到我写书的这个时候,这只基金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从一开始,我们坚守使命就是为投资者服务,而不是简单地吸引更多资产。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个精神做事。

· 06 ·

巴菲特最推崇的投资方式

那时候,我们开创的指数基金已经吸引了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注意。

1996年,巴菲特在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中写道:“持有普通股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一只收费最低的指数基金。” 从那之后巴菲特就一直十分推崇指数基金。

关于指数基金,巴菲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

他这话说得挺极端,但很有道理。什么意思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所谓专业投资者,就是那些收取高额费用管理基金的人。专业管理基金的人会预测市场,看好机会他们就会出手,这是非常“主动”的打法,我们可以叫它“积极管理”;

指数基金正好相反,买完之后只不过是等着水涨船高而已,看上去是很“被动”的打法,我们可以叫它“被动投资”。

那么,“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哪个表现好呢?我们拿2002年到2017年这15年的情况,当作例子来看一看。

根据权威机构标准普尔的研究,这段时间里,90%以上的积极管理型基金,表现都比不上基准指数。

换句话说,那些专业的基金管理者的“主动”打法,虽然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长期来看效果不怎么样。而指数基金这种“被动”的打法,成本小、风险低,长期的收益相对比较大。巴菲特就喜欢看长期收益,所以难怪他会推崇这种方式。

说得具体一点:

如果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在先锋公司创立第一只指数基金的时候,就投资了500美元,然后每个月再投150美元。那么这个人到现在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富翁。

但是,如果他一直依靠“主动”的打法,虽然他也有可能大赚,但搞不好就会大亏。长期来看,其实挺不靠谱的。

等到9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认同指数基金了。这时候,我们的先锋公司已经壮大起来了,我也岁数大了。只要我的接班人延续我的思路,我觉得自己可以优雅地退场。

1996年,67岁的我辞掉了先锋公司CEO的职务;又过了4年,我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还记得吗,我们在1975年推出第一只指数基金的时候,《福布斯》杂志对我们冷嘲热讽;过了30多年,《福布斯》还记得这件事。

在2010年,《福布斯》杂志特意发了一篇文章,更正了自己在35年前的言论。《福布斯》怀着尊敬的态度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约翰·博格为投资者做的事情,比任何其他金融家都多。”

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想法都很平庸,别人也能想到,只是没有人去做而已。

《福布斯》之所以这样说,更重要的是,指数基金这个东西,从70年代诞生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已经从一种人们不理解的投资形式,变成了被顶级投资者大力推荐的投资形式,给投资者带来了真正的收益,甚至有人说指数基金是“投资者最好的朋友”。

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一直坚守的东西,取得了我期待中的结果。

我现在已经老了,我无法看到将来的事,可能那时候我早已不在人世了。我希望那些后来者在提到我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改变过一个行业,即使一个人也能带来变革。(This one person made a difference in this industry; even one person can make a difference.)


· 07 ·

所谓的“坚守”,到底是什么?

到这里,《坚守》这本书和“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的人生故事就讲完了。你从他的故事里,看到了什么呢?

约翰·博格在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经常在书里反复表达一个意思:他的想法其实都是“平庸的”,其实没什么新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那样去做。

那么,为什么别人都不那样做呢?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当年写给基金董事会的那份里程碑式的文件里。

还记得吗,他在那份文件里写下了划时代的一句话:我要创建一个由股东组成、被股东支配、为股东服务的企业。这种为别人服务、为别人争取更大利益的心态,就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正是坚持着这种为股东服务的理念,他才决定基金要独立,创立了先锋公司,并且一路顶着风浪走到了今天。

其实,为股东服务,恰恰也是投资行业的“初心”

投资行业一开始诞生的时候,怀抱的不就是这样的心态吗?只不过,随着眼前看到越来越大的世界,看到越来越多的利益,人们把这个初心给忘了。

忘掉初心之后,他们就在各种各样的“行规”里打转转,而那些行规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为了我的利益,可以不去服务投资者。本来他们应该服务投资者,结果他们却成了吃到最多油水的人。

这是一个被颠倒的逻辑。约翰·博格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当时已经颠倒的逻辑,重新给颠倒回来。他引起的“指数基金革命”,只不过是把基金的初心找回来。

中国有句古语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果用约翰·博格的原话去解释这个意思,那就是:如果我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偏离了为投资者服务的使命,那么今天戴在我头上的王冠,很容易就会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头上。

约翰·博格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广大投资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可以看到谁在真正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可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可以身体力行地去“投票”,以此推动一个组织和一个想法的日渐壮大。

这可能也是约翰·博格把这本书取名叫《坚守》的原因;他希望那些怀着初心的人,都能坚持下去,无论走到多远,都不要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成功不一定意味着成为什么首富,不一定意味着赚到盆满钵满,成功就是你能坚守你的道,坚持你的路,而且走到了最后。

你喜欢今天深度解读的内容吗?约翰·博格身上哪一点最打动你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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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除了上面关于约翰·博格的故事之外,你还可以获知:


苹果公司CEO库克,如何一手接下天才乔布斯遗留给他的重任;

“硅谷传奇教练”比尔·坎贝尔,如何教美国企业家带队伍、聚人心;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如何化萧条为机遇,化“利己”为“利他”;

迪士尼CEO罗伯特·艾格,如何面对新环境、新业务并成功“逆袭”;

“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如何对抗种族偏见,最后做到功成名就;

“华尔街资本之王”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如何在工作中避免风险;

“英国乐坛常青树”埃尔顿·约翰,如何克服毒瘾、酒瘾和童年阴影;

优步公司创始人卡兰尼克,如何从“一手遮天”沦落到被人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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