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完陈翰笙先生所著《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对这位兼为中央部长级干部的大学者，能明确坚定地给自己工作恰当定位的实际行为、得体大度的处世接物之礼留下极深极好的印象。
一、自知善任的大学者
陈翰笙先生189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里，他游学、活动于欧美十余个国家，也回国工作过。27岁时应蔡元培之邀，做过解放前北大辉煌时期最年轻的教授。他重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经济史的调查研究，用中英文写作出版了16本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专著，就国际国内大事发表过近百篇论文和政论文章，他还以他的语言天赋和活动能力，在国内国外从事社会活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革命成功了，他便理当回国做个大官，干些大事了。
1950年，有人带信给寓居美国的陈翰笙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回国工作。于是陈先生排除一切阻力，于次年元月底绕道欧洲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周总理在中南海设宴为陈先生夫妇洗尘。席间总理说，自己兼任外交部长，工作很忙，希望陈翰笙先生能助一臂之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陈翰笙先生自谦地对总理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当时在座的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一听陈翰笙想做研究工作，便想到了学术气氛和环境最好的北京大学。大概陆定一部长考虑，像陈翰笙这样游学、活动于许多国家，为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再怎么也得担任个重要领导职务，于是就说：“要么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但陈翰笙也当场推辞掉了。陈翰笙还去上海专门拜访了马寅初，说明自己并非不愿帮他的忙，只因自己是个“不善于办事”的人。后来周总理便聘他为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从陈翰笙先生已有的工作实绩推理，他要做个外交部副部长是很称职的。但他的抉择是两个“最优”：一是自身最优，他认为做大官不是自己为国家作贡献的最优选择，因为做官不是自身的最佳能级，做学术和办具体事情很在行，但管干部和做决策不是自己能级的最优级；另一个是外部最优，他认为在那个位置上有比自己能力更优的人，为什么要占据那个位置去发挥自己的相对弱项呢？这样既耽误自己，又耽误别人，还耽误了国家的事业。因此陈翰笙先生在“做官”问题上，他的“礼让为先”的开阔胸襟和抉择，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理性判断和考虑国家需要的务实精神基础之上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曾对宋庆龄讲，要办个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请她推荐合适的人选，孙夫人立即就说：“陈友仁本来要找陈翰笙办报的，就用他好了。”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对陈翰笙说起办杂志的事，陈翰笙说那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他可以帮忙。于是陈翰笙就去上海找金仲华，请他牵头办报，做编委会主任，自己做副主任。一次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客宴上，潘汉年问陈翰笙：“办杂志，你为什么不做主任，而让金仲华去做呢？”陈翰笙说：“金仲华一直是办报的呀，办杂志比我强。”陈翰笙先生解放前在国内国外都办过杂志，这次奉总理之命要办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重要杂志，他便立即想到了最佳的牵头人选，而自己则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自愿脚踏实地做事。后来他出访数十个国家，每到一处都关心《中国建设》的发行情况，并听取各方意见，尽最大努力把这份杂志编辑好、发行好。
二、识礼得体的外交家
“礼”或“礼节”，是人类群体在不同地域、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同遵守的社会生活惯用形式。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有其应共同遵守的“礼”或“礼节”，它是约束和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失礼”会影响到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而“守礼”则贵在得体。陈翰笙先生出生于清末的封建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识礼，又周游世界，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融会贯通了多种文化，对“守礼”的“得体”很有心得，并且贯穿在他的外交活动和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在陈翰笙身上，关于“守礼”和“得体”，有四点非常宝贵。
第一点，他认为遵守不该遵守的“礼节”，其实是一种“失礼”行为。1951年末，陈翰笙先生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缅两国。
第二点，是他对外交活动中“失礼”行为的善意批评，足资他人和后人借鉴参考。1952年7月，陈翰笙先生作为外交部顾问和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参与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中旬到保加利亚参观期间，拜访了保加利亚总理契尔文科夫及其夫人，保总理的苏联顾问也在座。总理夫人和苏联顾问都很健谈，而总理则不大讲话。在交谈中，陈翰笙认为我方代表团成员、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的发言有点喧宾夺主、信口开河，主要有两点不妥。一是马寅初说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十有八九饮酒很凶，但不像美国顾问那样胡闹。陈翰笙认为，把苏、美顾问这样相提并论“实在不恰当”。二是马寅初说保加利亚总理的衣服也中国化了。陈翰笙认为，“其实那时中保两国的服装都是列宁式的”，这样说法有失保总理的自尊。马寅初还要说苏联有三千人年过百岁，幸好被陈翰笙挡住了，翻译没翻出来。陈翰笙认为，“此事听苏联人讲过，但我们不能再当成新闻去告诉苏联顾问”；而且在一个国家总理面前去讲听来的赞美另一个国家的话，显得不严肃，也是有失对方面子的。
陈翰笙对我国外交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也提出了严肃批评，非常值得今天有关人员的警惕和参考。如1955年4月，陈翰笙参与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中国代表团被安排住在一家美丽的旅馆里，院中开满了紫、黄、红各色鲜花。旅馆侍者穿的衣服有近代军装式的，戴有肩章；也有中古侍卫式的，形形色色，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陈翰笙说：“在这样讲究的旅馆中吃饭，我们代表团的一些女职员却不懂一般外国人吃饭的礼貌，如她们早饭时取了香蕉，又取木瓜；吃饭时，吃了牛肉又要羊肉，喝起汤来发出很大的声音等等。”又如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陈翰笙参加彭真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捷、罗、保、南和阿尔巴尼亚诸国，时间长达三个月。陈翰笙先生认为，这次代表团的人数太多了，除人大代表团外，还有北京市人民代表团，再加上工作人员和留学生，而后者又远远超过了代表人数。逢到宴会、便餐、送礼，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就与代表没什么差别了，每到一处吃饭时，陈先生形容“就像一群蝗虫”一般。在捷克送皮鞋时，代表们都选择170－290克朗的中低档产品，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则都选400克朗以上的高档品，陈先生慨叹道：“实在有失体统！”
第三点，陈翰笙先生认为，“守信”也是重要的“礼节”。陈老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青光眼”和“白内障”，他自己说是“一清二白”，不能做研究工作了，于是就在家里给有志青年补习英语，曾有近二百人在他那里学习过，学者资华筠就是其中之一。一天资华筠按时赶去上课，翰老却破例没有出门迎接。进了书房，依然空无一人。资华筠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从套间里面传出翰老的声音：“资华筠同志，很对不起，我在打针，请等一等……”原来翰老正在发高烧，高达三十八度。资华筠进屋去看望他，准备立即告辞，翰老却用滚烫的手一把拉住他说：“今天就坐在床边上课，好吗？”资华筠请求翰老休息，翰老竟然坐了起来，说：“那就到书房去上课！”资华筠只好答应下来。他躺下后，仍在关心资华筠坐得舒服吗？笔记本垫得好吗？写起字来方便吗？等等。资华筠先生受到这种礼遇，深感无以报答，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我觉得除了努力领会老师的教诲，力争提高学习效率外，实在无以报答老师的一片好心。”
第四，陈翰笙先生认为，“公平待人”也是一个重要的礼节。有一次，翰老正在给资华筠上课，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从外表上看，像是个颇有身份的人，于是资华筠作好了下课的准备。但是翰老却对来客斩钉截铁地说：“请你到里边屋子等一下，我正在上课。”然后小声对资华筠说：“这是××部的领导同志，事先并没有约好呀！”资华筠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便小声建议说：“人家领导同志的时间很宝贵，又是主动登门来访，我们提前下课好了。”没想到翰老不以为然，反倒提高了嗓门喊道：“你这是什么逻辑？你的时间就不宝贵？只有‘他们’才忙？教师应该保证学生的上课时间——这是学生起码的权利，不要多说，继续上课。”
陈翰笙先生一生的成就，是跟他“知己识礼”的文化精神分不开的，他至今已活到106岁，著作等身，功绩卓著。在繁忙的文化和外交事务工作之余，他始终坚持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工作，回国后又撰写编辑了5本著作，写了100多篇学术和政论文章。1978年101岁时，又被聘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特邀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陈老未竟的一生，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敬仰，实为我等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楷模。
（200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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