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被发现是杀人逃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据说当时前来办案的外地刑警看到摸排名单中的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曾认为嫌疑不大，多亏协助办案的县局刑警坚持，他们才去他家抽了血样。
外地刑警险些误判，说明作家和作协的名号在公众心目中依然自带光环，然而血淋淋的现实总是让人们大跌眼镜。
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我是去他所在的县做一个关于特色农业的专访，采访单位的领导把我看成是“文人”，说是要找一位当地的“知名作家”陪同我采访，这个人就是他。
从外表上我看不出他是作家，当然更看不出他是凶犯。当地人向我介绍他是作家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有些不以为然。
如今出书的人越来越多，但值得一读的书却越来越少。我见过太多自费出书再四处托人推销的作家，也见过雇请“媒子”排队等候自己签名售书的作家，更知道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入会“别别窍”。我并不觉得身为新闻人不知道他这位作家属于孤陋寡闻；我想，如果他真的是“当代鲁迅”，我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尽管案发后我才知道他上过鼎鼎大名的鲁迅文学院。
倒是他接过我的名片表现出了“久闻大名”的热情，立刻向我谈及他所认识的我的同事们。为了表示与我的这些同事关系很不一般，他不失时机地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位副刊编辑的电话，并把电话递给了我，迫使我不得不和我的同事寒暄一番。
倘若把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称为套路，没准辜负了当时他对于我可能抱有的真诚。我与他接触时不经意中流露出的自命清高，其实是体制内所谓文人的常见病，一种固有的优越感，这种可笑的优越感常常让我的情商表现失准。而某些体制外的文人对于体制内的文人，要么流露出发自内心的不屑甚至敌视，要么则相反，总会表现出足够的谦卑、追捧甚至自我矮化。与其说后者情商高，倒不如说他们希望得到体制内文人的帮助和提携，最终与他们成为一伙、成为主流。
那次采访，他一直陪在旁边，但没有提问，而是找人借了纸笔，把我与采访对象的问与答作了笔录。他说既然来了，也该写点什么。我采访的新闻稿很快就在报纸上刊发了，不久他也写了一篇散文发到我的邮箱。那是我至今看过的他唯一的文字作品——如果他案发前向妻子坦白的那封信不算的话。
那篇散文没有给我惊喜，但我还是把稿子转给了他自称与其“关系很不一般”的副刊编辑，这位编辑后来没有刊发这篇稿子。他被发现是杀人嫌犯后，我与这位编辑开玩笑：“你胆子好大！”
其实我可以想象他当年提着土特产揣着文稿去登门求教于某位安徽老作家、并在老作家的推荐下自费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情景，也可以体会他在鲁迅文学院与前来授课和上课的名作家合影留念时的激动心情，那种敬仰和崇拜也许不亚于今天那些排队等候跟鹿晗玉照中的邮筒合影的“脑残粉”们。
对于他，那些老作家、名作家想必是不会“文人相轻”的，在居高临下中他们没准通过与他的交往找到了“三贴近”甚至扶贫济困的自我满足，这种自我满足让他们乐意在自己驾轻就熟的主流平台或场合中，举手之劳地“提携”像他这样一位非主流的草根作者。
他恐怕把这种提携看作是改变命运的桥梁，也为架好这些桥梁不断付出情感和金钱。然而文学是用来净化心灵的，不应该被当作实现功利的工具。正像小仲马所说：“任何文学，要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文学。”
遗憾的是，这种病态和不健康一直污染和侵蚀着文学界，使得一些更多靠“自我运作”出了书并加入了作协的草根作者，误认为文学之路除了勤奋和天赋，更有某种捷径可寻，他们美其名曰机遇。
那次采访结束的时候，他热情地表示下次邀请我到乡下钓鱼。回来之后，心存“贪念”的我一直在等待他的邀请，没想到等到的却是他的东窗事发，本没有给我惊喜的他终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吓！
最近我去他所在的那个县采访别的案子，与当地刑警聊到他，他们给我看了他被抽血后的当天写给妻子的“绝笔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至今债台高筑、生活窘迫。他在信中对妻子说：“自从你嫁给我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苦命人。”信的结尾他特别提到儿子，称“就靠他延续香火，要尽早培养他的生存技能”。字里行间，我总觉得他的信中缺少点什么。信的开头他称当年抢劫杀人是“草率和莽撞”，难道四条生命的惨遭屠杀仅仅用“草率和莽撞”就能解释得通吗？
刑警们手头也有他曾经出版的几部作品。我并不怀疑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但对他的那些赔本赚吆喝的自费书并没有要读的兴趣。我觉得他出的这些书和他犯的案一样，都是他不能承受的人生包袱，这两大包袱彻底毁了他的人生。
他22年前伙同他人在外地抢劫杀人的时候，是走出鲁迅文学院以后。那些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和头顶上的作家光环并没有改变他生活的窘迫，更没有净化他的心灵。
我不知道他举起钝器杀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曾经提携过他的编辑、记者、老作家、名作家。但我相信他在杀人后继续步入文学殿堂的时候，他会感到人格分裂，他不可能忘记自己手上沾满的四条无辜生命的鲜血。“只要人越来越堕落，文学也就一落千丈。”歌德的这句话似乎验证了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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