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的门槛应该提高吗

全国“两会”昨天闭幕了，很多代表委员在参会期间建言献策、畅所欲言，不少意见和建议都上了热搜，其中有的引起了广泛共鸣，有的却颇有争议。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的一条“立法建议”就颇有争议：建议修改“醉驾”犯罪标准，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

据周光权介绍，按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是拘役，属于名副其实的轻罪。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在全国，每年高达30余万人因本罪被判刑。

他说，每年将30余万人打上“罪犯”的烙印，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长此以往，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醉酒驾车者个人来说，都是特别巨大的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因此，周光权建议将《刑法》第133条之一所规定的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即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修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修改，将本罪从抽象危险犯改为具体危险犯，即定罪的前提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换言之，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构成犯罪，从而提高定罪门槛，减少犯罪发生率。

周光权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因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罪犯多数被判处拘役，基本不宣告缓刑，更不会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在对其执行短期自由刑过程中，罪犯交叉感染的机率很大，增加了再犯罪风险；同时，罪犯越多，社会对立面越多，社会治理难度越大，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周光权的“专家建议”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议，大部分网友对他的建议持否定态度。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位是醉驾代表派去的？”“茅台就是这样被扶起来的！”

笔者知道周光权在法学界的地位，也知道一些网友的评论“不够专业”，但真理总是朴素而简单的，并不高深莫测。

周教授称“提高定罪门槛，减少犯罪发生率”，的确让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看不懂。某一种犯罪案件数量激增，数据变得不够好看，于是就采取提高定罪门槛的方式让数据变得好看起来，这不是本末倒置、自己骗自己吗？

笔者查阅了芜湖法院近期对外公布的醉驾案件，发现3月以来，基层法院公开审理的醉驾案件多达20起以上，平均每天超过两起。在今年芜湖已经宣判的危险驾驶罪的案件中，判处实刑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判了缓刑并处罚金，这与周光权教授称“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的说法并不相符。

据笔者了解，2019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醉驾”刑事案件量刑工作指引》，对“醉驾”后如何适用缓刑、免于处罚、从重处罚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目前芜湖的各级法院审理“醉驾”案件，应该都是按这一工作指引在操作，基本坚持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但笔者的确注意到法院审理“醉驾”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但我不认为这是入刑门槛过低所致，而是“喝酒不开车”的意识还不够深入人心，“醉驾入刑”的威慑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笔者查阅芜湖法院审理的“醉驾入刑”的案件资料，发现被告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无业人员占据了较大比例，主城区的案件发生率也明显少于郊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执法部门查处力度的强弱对“醉驾”案件发生率影响最大。

因此，笔者绝不支持周光权教授提出的给“醉驾入刑”松绑这一“饮鸩止渴”的“专家建议”，更反对法院在审理“醉驾”案件中滥用缓刑，有些“醉驾”者不被关进“号子”里，恐怕依然会不长记性。

随着中国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有车一族”开车上路，提高驾驶员的守法意识和文明素养依然任重道远。减少危险驾驶罪的发生率，还是要从执法和司法部门加大宣传和惩处力度入手，进一步增强“醉驾入刑”的威慑力，让“喝酒不开车”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习惯，唯此才是降低“醉驾”案件发生率的根本之道。

《凡夫看法》

希望带给您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法律顾问：安徽银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