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夫余国的经济
我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无论有多么广阔的国土疆域，也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无论有多么开明的政治方略，都离不开一个现实——获取经济利益，和平发展根本上是为了经济利益，发动战争根源上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当人类直接或间接的从自然界获取物质来维持生命的存在时，经济活动便产生并充斥了人类社会的始终，与自然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对追求物质的数量和质量便越发地渴望，经济利益纷争也由此不断产生，夫余国的建立、发展、消亡同样体现于经济利益上的得失。夫余国是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种植业是夫余国的主要经济形式。种植业的兴盛为夫余国的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畜牧业、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经济繁盛时，夫余国人口多达8万余户，国家建有仓库，曾为曹魏征高句丽北路大军提供军粮，统治阶层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耕地、粮食和人口成为夫余国最根本最重要的财富。经济萧条时外族频犯，夫余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直至人口尽轶、土地荒芜、各业凋零，夫余国最终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夫余国兴起于松花江流域，广袤的平原、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为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夫余国“土宜五谷”，及至于今天，松花江流域仍旧盛产“五谷”。古代的五谷在北方指的是麻、黍、稷、麦、菽，我国是大麻和苎麻的主要产地，而东北地区历史以来却是最适合于大麻(也称黄麻）的种植，其籽实可食用可入药，纤维是古代北方人纺线织布的主要原料；黍即糜子其果实去壳称为黄米；稷为五谷之长，也称为粟即今天的谷子，果实去壳后称为小米；麦即为小麦、大麦，果实去壳磨粉即是面粉；菽泛指豆类。这些作物在夫余大地上普遍适宜生长，其中黍和稷在我国的培育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吉林西团山石棺墓中曾出土了粟和野黍的炭化物，黑龙江省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的凤林古城出土了异常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就包括炭化大豆种子，由此可知夫余国时期至少谷子和大豆在东北已经被人们广泛培植和食用。夫余种植业源自上古时代，夫余大地上生活着的先民们最原始的农业是从采集野生作物的果实、认识作物开始的，经过漫长的探索以及接触来自商周、燕秦的农业文明，逐渐学会了培育农作物，农耕技术逐渐发展起来。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早期人们用石铲、石锄松土种植，用石刀、石镰收割，日出而作日落而栖逐渐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部落群体，从采集野生作物果实不断迁徙的原始农业生活过渡到耕耘劳作的定居生活是夫余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早期的农业生产虽然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过于笨重，但它确实使夫余先世人们在主观利用自然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耕耘”这种人类所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夫余这片土地上绵延至今。东汉时期是夫余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同汉王朝密切交往中，铁制农具的引进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夫余国农业生产的效率，铁䦆、铁锤、铁斧、铁锛、铁镰和铁锄等工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推动夫余的农业生产实现了跨跃式发展。与石制农具相比较，铁制农具重量更轻、质量更坚固、使用起来也更为便利，尤其是难于被人为破坏掉，先进的生产工具对提高生产力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地形地势先天条件上，夫余国境内西流松花江与东流松花江环绕着大片的平原地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与西部东胡系民族的草原地带和东部肃慎系民族的山区地带相比较更利于农作物培育和生长。拥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占据适宜的地理环境，加之汉王朝的长期支持，使得夫余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脱颖而出，国力日渐增强。
夫余人的耕作方式从夫余先世和夫余时期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夫余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原始的采集农业阶段，初级的整地穴播阶段和较为进步的人力条播阶段，生产工具由石质工具到铜石并用进而发展到铁制工具。夫余人农作物种植的耕作流程史无记载，但根据出土的农具来判断，最初人们是用石刀或石斧砍掉打算种槙作物的地块上的灌木，烧掉地面上的槙物并将灰烬作为肥料，用石铲、石锄进行松土，用木棒等尖状器在松好的土地上打出若干埯穴，之后施种覆土，作物成长时由人工拔除杂草，作物成熟时用石镰等工具进行收割。两汉时期中原的的农耕技术已经将周边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及至两汉时中原就已经大量使用了铁犁、铧、䦆、铲、锸、锄、耙、镰等农具，甚至发明了三脚耧车用以犁地播种，牛耕也得到了推广和普及，东汉时已经采用了二牛三人耦犁耕作方式和一人一牛一犁的耕作方式。这一时期，辽东地区使用的耕犁辕长四尺，用二只牛来拉动，转弯时牛和犁相互妨碍，由二个人来牵牛，一个人驱赶，二个人来扶耧车，一个人下种，这就是二牛六人牛耕播种技术，这种耕作技术虽远远落后于东汉，但在整个东北地区已是最先进的耕作方式。中原王朝出于国家利益而固守技术，受交通、地理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夫余国与中原王朝的耕作方式一直都具有一定的差距，而远在辽东、玄菟郡千里之外的夫余国耕作水平自然相比辽东地区还要落后。夫余国极盛时人们的耕作方式仍旧是使用人力，这也就是夫余时期的墓葬中多出土铁制䦆、铲、锸、锄、镰等工具的原因。铁䦆也就是类似于镐头的工具按上长柄用以刨地；锸即是耜类似于铁锹头的工具按上柄后用来翻土、培土；铲、锄则是松土和除草的工具；镰则用于收割；这些工具无一不需要人工来操作。虽然夫余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于中原汉朝，但由于与中原汉朝往来密切，土地肥沃，农业发展仍然大大地领先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不过至今尚未发现夫余国牛耕技术的遗物证据，在史籍上也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只能暂时认为夫余时期的农业生产采取的是人力耕作方式，汉朝的牛耕方式、耧车等工具因夫余相比中原地处闭塞或其他原因尚未在夫余国推广和使用。
夫余国农业耕作的地理范围主要在今榆树市、扶余市等西流松花江中下游区域，一方面这里水草丰茂、平原沃野利于作物种植，另一方面通过水运能够与位处今吉林市的夫余国前期都城有效通联。在使用牛车为主要陆路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人员物资的水上运输就更为便利了，这就使得榆树、扶余一带沿江的平敞地区成为了粮食种植的首选地域，榆树市老河深墓葬群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在榆树市老河深已发掘的129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成套铁制农具，而且陪葬有丰富农具的墓穴都是高等级的贵族墓，可以想见，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夫余国贵族便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今榆树、扶余的土地上辛勤耕作，春种秋收。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大多是奴隶身份的“名下户”和濒临破产的平民“下户”，他们被“豪民”和诸“加”驱赶着劳动，所得的粮食最终进入了夫余国的官仓和贵族们的私户。唐代杜估所著《通典》卷一中“崔寔”条记载秦末贫苦的平民生活状况：“故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这里所称的“下户”们生活无着就只能父子以奴隶的状态为富人劳动，妻子女眷们也得为富人所驱使，他们与奴隶只差一个名分而已。《三国志》卷30《夫余传》中：“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由此可知，夫余国的“下户”与“名下户”都是夫余国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下户”仅比“名下户”多了一个自由身份而已，那么在集中的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名下户”也就是贵族和国家所有的奴隶们就是实际上的主流耕作者，当然也会有“下户”自愿的参与到农业开发中来成为自耕农，奠定了夫余国农业生产为主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夫余国奴隶主阶层占有生产资料、奴隶们的劳动成果连同奴隶全部归奴隶主阶层所有、奴隶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这一生产关系贯穿了夫余国的始终。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在夫余国后期屡遭外族掳掠，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原本奴隶主阶层与奴隶阶层较为稳定的生产关系被打破，也就注定了夫余国走向消亡的结局。
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贵族豪民和国家的仓库里有了余粮，畜牧业也就当然地兴盛了起来，夫余国的畜牧业虽然不像农业那样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庞大的主体地位，但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骑兵的马匹、交通运输的役牛、贵族餐桌上的猪羊，这些都有赖于夫余国的畜牧养殖业。夫余国的地理特点是境内江河纵横，沼泽众多，平原无际，丘陵沟壑参差，虽“土宜五谷”，但受人力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的土地开垦，仍有大量的荒地、荒沟、荒坡，这就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基础条件，平原跑骏马、牛羊满山坡，夫余国畜牧业已经相当的成熟。夫余国的职官系统中“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的设置充分地表明了畜牧业对夫余人的影响由来已久，从原始狩猎活动中脱胎的畜牧业必是经过了比较漫长的过程，虽然也不排除夫余族受西缘地带的匈奴人、东胡人和东缘地带的肃慎人的影响而加速推进了畜牧业发展的进程，但是这独有的高层职官名称无疑在告诉后人夫余国的畜牧业有着本民族和本地域的特色。蒙古高原的无边野草成就了悍勇的匈奴和东胡人，蓝天白云、绿野毡房，逐水草游牧，天然的牧场使得匈奴和东胡人无法停下脚步来发展其他业态，地理环境使他们世代过着游牧生活，畜牧业也只能是畜牧业成为了他们的主业。而长白山以北的肃慎系挹娄人则穿梭于起伏的丘陵、出入于绵延的山岭、舟游于密布的江河，采集、渔猎是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驯化野生动物、进行零散的畜禽养殖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夫余人西邻、东邻的少数民族都有着畜牧养殖的悠久历史，与他们同为登上东北少数民族历史舞台的夫余先世族人自然也会形成自己特色的畜牧业。夫余特色的畜牧业首先是其畜养的种类多；其次是以六畜冠名国家高层官职；第三是夫余的畜牧业融入了夫余文化之中。
之所以说夫余人畜养畜禽的种类多，是无论在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有所证明，夫余人畜养畜禽的种类至少有马、牛、羊、猪、狗、鸡。在距夫余国灭亡700多年后南宋官员王应麟所著的《三字经》中始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广为后人称道，以至当今，马牛羊鸡犬猪仍然是人们肉食的绝大部分来源，试想，在1500年前的夫余国养殖肉食动物的种类就已经如此齐全了，这确实是夫余人的勤劳、智慧挥洒在夫余这片沃土上的例证。而对于夫余西邻的东胡人畜养的畜禽中鸡和猪是较为少见的，主要原因是马牛羊是草食性动物，适合于草原和山岭放牧。东邻的挹娄人在从事狩猎捕鱼活动之余也有畜禽养殖活动，所养的多为能够辅助其渔猎的动物，如牧羊犬、猎犬、马、鹰等，这也是他们所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主业所决定的。只有夫余国境内山岭平原江河俱备，可农、可渔、可牧、可猎，所以夫余人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大力地发展种植业，粮食逐渐的有了积存，畜牧业就从原始的狩猎活动中分离了出来，原本稀少养殖的动物得到了大量的繁育。夫余人养殖的这些动物有的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如猪羊等、有的帮助人们劳役如牛和狗等、有的被用于军事用途如军马和骨镞等。以“六畜”为代表的畜牧养殖业越来越被夫余国的统治者所重视，这才有了《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对夫余“土宜五谷”、“以六畜名官”、“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貂狖”的记载，这些夫余国的特征能够被远在中原的史书著者所知悉，显然是在畜牧养殖领域中夫余国有着独到、独特、独立的体系和规模。夫余国以六畜名官是夫余人注重畜牧养殖的又一个特色，这是因为以六畜名官的国家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夫余国。夫余国与中原王朝交往密切，同是农业立国，其职官系统没有采用或借鉴中原王朝，而是以六畜名称冠于官职之前，反映出畜牧养殖在夫余国的重要地位和历史积淀，也是夫余对待畜牧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之处。无论是官员使节或民间的交往，还是国礼贡物的给纳，畜牧养殖在夫余国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肉食所需，不但关系到夫余国的国家名片和国家外交，还深深地融入了夫余文化之中。
夫余文化中的畜牧业痕迹比比皆是，如夫余的殡葬文化，在夫余人墓葬中就发现有猪骨、羊骨、鸡骨、马骨和马具等，这些陪葬品的意义是什么现已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礼仪、一种企盼或是一种祝福显然是夫余人对于逝者的哀思、敬重与慰藉，而在榆树老河深汉代墓地的中心，还有一个专门葬有三具马头骨的葬坑，或许这是一种对神灵或亡人献祭的宗教仪式，也或许这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一种未知行为，但至少说明畜禽已被用于夫余人的殡葬文化，这其中马又具有特别的意义。同时在夫余人墓葬中还发现了陶猪、陶羊等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再现了当时猪、羊的生动形象，标志着夫余人的制陶技术、艺术审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制陶技术相比更为精湛的是夫余人的飞马镏金器和鹿纹金片的发现，不只是制做工艺高超，其艺术创造更如神来之笔，那金光闪耀振翅飞奔的骏马、三只角逐嬉戏的梅花鹿给人以无限美好的遐想，夫余人通过艺术的加工，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通过动物作品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还原回现实生活中则是对畜养动物的细致观察以及生活感悟。夫余人在长期的畜禽养殖中不但获得了经济效益、政治利益，更是赋予其仪式崇拜和艺术审美的文化内涵，在夫余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
除了种植业、畜牧业之外，夫余国的手工业如纺织业、皮革业、制陶业、金属器具制做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依据《齐民要术》对西汉沤麻过程的记载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沤麻图可知，大麻的种植和加工在北方地区已经非常广泛了，而且东北地区更适合于大麻的生长，所以夫余能够实现大麻的种植和加工以满足国内麻纺的需求，是以《三国志·夫余传》记载有“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夫余国早已能够进行手工麻纺、制衣，能够种植大麻并进行加工，进而纺织成白布，再把麻布制成服装，服装的颜色以白色为美且袖子宽大，能够制做袍（直腰身、带衬里的中式过膝汉服）、袴（古代的下衣，也就是裳<古代中原男子所穿的裙>平铺从中间剪开到腿根部，然后直接将剪开处缝成左右两个裤筒，类似于今天的筒裤去除裆布直接缝制而成的样子）供人们穿戴。上世纪80年代永吉县星星哨第三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用羊毛和狗毛编织的一块布巾，说明麻毛纺织已为夫余人所熟练掌握。夫余人除麻纺品之外手工皮裘制品的种类也较多，贵族们示以地位财富而穿戴的狐狸、狖白、黑貂毛皮所制的裘衣和罽（毛毡制做或兽皮编织的衣物），国人常穿的皮革制的鞋、日常用的皮腰带、皮囊、皮袋等制品，武器中的皮箭囊、弓的部件等皮制品。夫余国种植业为麻纺业提供了原材料，畜牧狩猎又为皮革业提供了原材料，麻纺品和皮制品又应用于夫余国的各阶层，这就形成了本地产出、本地加工、本地应用为一体的一条自主的产业链，国民基本需求大多可以实现自我供应，这也就是夫余国很少对外掳掠的原因之一。
手工业中的陶制品与夫余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制陶业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夫余人的制陶技术也是从新石器时代继承和发展而来。陶器之于夫余人生活的影响之大更甚于今天瓷器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在历年来夫余文化的考研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组合，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手工艺品、建筑构件等。夫余国陶制生活用具有陶豆（是一种盛装器，而非今天意义上的植物豆类）、陶鬲（煮食器）、陶壶（盛装器）、陶罐（盛装器）、陶甑、陶鼎、陶盆（盛装器）、陶碗（盛装器）、陶杯（盛酒器）等。陶豆从整体形状来看底部似倒扣的圆盘，中间柄段多为圆柱状，上部为正放置的碗或盘状。夫余国的陶豆尤其具有本民族特点，豆盘、底座与柄之间明显呈束腰状、柱状，而中间的豆柄部分还分为实心柄、空心柄、半空心柄，而史料中所记载的夫余人“食饮皆用俎豆”，其中“豆”即为此种器物，而俎则为四脚方盘盛装器，常用以陈设牛羊肉，另在过去供奉家谱时曾有横联写“俎豆千秋”，其意为祭祀先人供奉不绝，承前人余荫后人千秋万世食饮无忧，所以俎和豆也常用做礼器。陶鬲则是一种三只袋状足的空心煮食器，在三足间生火加热内中的饮食物；陶甑是当今蒸屉的原型，其底部为十字或篦眼状，常置于鬲上实现下煮上蒸的形式，而这种甑和鬲的组合则称为甗；陶壶则有长颈陶壶、鼓腹陶壶和折腹陶壶；陶罐有侈口缺罐和敛口罐等；其它盆、碗、杯、鼎等器型与中原王朝同期陶制品相差无多，其不同的特征是在一些三足器、陶壶、陶鼎、陶罐的口沿下方有一对柱状或瘤状器耳便于抓握或端拿。夫余国时期陶制生产工具也较为实用，多为陶纺轮和陶网坠，这些手工陶制品再次实证了夫余国手工织布、织制渔网成为可能。陶制工艺品也即是在夫余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各种珍贵的动物陶塑，如陶猪、陶羊等。陶制建筑构件具有代表性的有花纹砖、素面砖等，采用手制印模制做方法。花纹砖有夹粗砂砖和夹细砂砖之分，其大概工序是首先制做所需尺寸的木槽再由画工在木模上画好图样制成印模，把本地制陶的黄色黏土淘洗和筛选后，适当加入石英、粗砂及细砂搅拌成泥装入木槽，在砖坏未干时用木模压印而成。花纹砖的图案有方格纹、菱形纹、菱形与花卉组合纹、折尺纹、折尺与叶脉纹组合纹、指甲纹、圆点纹等。其它建筑构件还有绳纹、方格纹瓦、素面筒瓦、灰瓦、莲花纹瓦当等。这些陶制品从质地上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陶色上有红褐、黄褐、灰褐、黑褐、灰、黑等。夫余国时期的制陶业由原来的手工捏制进步到慢轮修整，由制做小器物演变成制体积硕大的陶制品，反映出夫余人制陶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夫余国的手工业中当然还包括金属器具的制做。史料中记载“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以金银饰帽”，当知淘金、冶金、金器制做也已为夫余人所掌握，榆树老河深墓葬出土的镏金器、金指环、鹿纹金片、银指环、银腕饰等饰物以及镏金浮雕、或透雕牌饰等足以显示出夫余人精湛的金银器手工制做工艺水平。青铜制品则有带钩、铜环、带卡、铜泡、马铃、当卢、铜铃、护心镜、铜镜等，青铜牌饰则饰有双马、双牛、犬马、双羊纹图案，形态生动，独具匠心。铁器出土有铁剑、铁刀、铁制农具等。这些金属器具的发现不但反映出夫余国手工制造业的水平，也证实了了夫余国当时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另外在史料中载有夫余出赤玉、美珠，这些知名珠、玉的开采、雕琢亦是夫余手工业门类丰富的体现。
夫余国的商贸业在史料中尚未发现有专门的记载，但作为一个有着40余万人口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少数民族，夫余与周边民族、国家互通有无相互交易也是应有之义，这种交换于为当可为夫余国官方或民间的商贸交流。中原史籍载“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枣。”这些为中原王朝称道的优质特产如不是通过官方朝贡或民间交易则很难为人所知，也无法偏存于一隅，所以这些地方特产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交易的对象。而夫余国铁制的武器、铠甲、农具等未必全部是本国开采铁矿冶炼制作，其原材料和制作工艺也必须然依靠中原王朝，因为在夫余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铁矿址或冶铁址，这就说明夫余国应该有相当一部分铁或铁器是交易而来，夫余出土的铁制品与中原铁制品样式相同或极为相近则是一种证明。夫余贵族出国穿戴的“缯绣锦罽”则不会是夫余国所出产，除了中原朝廷赏赐之外其他所需当也是交易而来。而贵族“大人”们加饰的狐狸、狖白、黑貂之裘有可能是夫余自产，但也不排除来自于对挹娄人的税收和交易所得。夫余时期的五株钱印成花纹和王莽货泉钱印为花纹的“陶片”则说明五株钱、货泉钱已出现在了夫余国，夫余国对中原王朝的货币显然是不排斥的。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史料记载都没有夫余国发行钱币的痕迹，那么夫余国的商贸交流的方式就极可能是物与物的交易或者使用中原货币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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