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其实刚听到书名，就没有什么兴趣。'叫魂'这个词有点恐怖色彩，在国人的思维里不登大雅之堂，容易升起厌恶之情。
“叫魂”这是一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让人想起了小时候儿童生病后，长辈通过呼唤小孩的乳名来治愈其疾病的场景。不可否认，今天现代化的中国，依然还有人信赖此种方法。
接下来就通过这本书来看看1786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春天开始，发生在清朝十二个省份的叫魂事件如何愈演愈烈，以及这事件背后的故事。
本书于1990年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是公认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叫魂”只是一个索引，其实作者想通过1768年发生在江南的几起“伪和尚道士剪发辫，可能发生叫魂，侵害百姓安全”的事情为出发点，反映乾隆三十三年大清帝国的一个剖面，通过这个剖面，来解读清政府社会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我想，如果换个标题的话，应该叫做——“从1768年看大清帝国如何由盛世转到灭亡。”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折腾地天错地暗。
一件简单的叫魂案件，牵动了各个阶层，不同人们的心绪。大家站在各自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考虑到“叫魂”对自身的影响和恐惧。另一方面，叫魂也是件武器，不同的人都可以利用叫魂这把枪，为自己服务，对自己有利。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愚民们受这种妖术的影响，相信妖术可以通过认得发辫、衣物、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这场妖术之风本来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夸张地竟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席卷了大清帝国的十二个省份。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
各级地方官员忙着应付皇帝，追捕流窜于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
而深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
折腾到年底，除了死了很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乌纱帽外，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弘历只得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案件是三个版本的闹剧。先从皇帝这个版本出发。
弘历心里有几个恐惧：一个是满族内部的汉化，一个是要保持满族的精英统治，也就是种族的优越感，一个是底层大众的反叛，影响大清的统治；最后一个就是难以驯化的官僚阶层。
以上的几个问题，都是悬在弘历心头的几根利刺，每一根都可以扎破大清脆弱的心脏。
妖术是通过剪辫子的手段来破害，所以人人自危，这件事情的深层挑战了满清初期的“削发令”，等于挑战了满清统治的权威。
同时，面对江南各省督抚在“叫魂”案件的初期，隐瞒不报，弘历很生气，他发现这些都是官僚对他个人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借此契机，动用个人的权威来对官僚训斥，弥补常规管理的种种漏洞。在此，“叫魂”案件是个契机，也是一种武器。
第二个版本是百姓眼里的叫魂。
一方面，百姓对陌生的外来僧道厌恶，认为他们是叫魂的主谋。这背后反映了百姓内心的恐惧：他们认为周围全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隐蔽势力的威胁。
另一方面，通过恐慌，我们看到了：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的敌意。随意的指认厌恶的对象就是叫魂主谋，来满足私利。
就像书中的描述：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仍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第三个版本是官僚眼里的“叫魂”。
在叫魂案件的初期，各省官员隐瞒不报，意图内部平稳。
官僚看似位高权重，但实质上是夹在中间的受气包。上层是君主的反复无常，下层是暴民的狂怒易变。这两者都让他们感到自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
所以官僚的做法，就是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的被动工作。慢慢地官僚就形成了官官相护的保护伞，成为了一个利益群体。
但是，在皇帝和百姓的眼里，这是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1768年，历史上是乾隆三十三年，这段乾隆统治的清朝常常被后人称之为盛世。就连乾隆自己也称呼自己为“十全老人”。而叫魂案件正发生在乾隆盛世勾勒的大背景下。
但是作者孔飞力想告诉人们的恰恰相反，乾隆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若是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倍，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空前的人口压力，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道德坠落。一方面逼得下层劳动力向乞丐和僧道转移，一方面使得下层百姓人人自危，便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盛世背后的伤疤，从盛世中隐藏着大清帝国走向衰落的种种迹象和证据。
黄仁宇有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这本书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而1768年正好是乾隆三十三年。两人的研究都是从小事着手，以小示大，通过大量史迹出发，反映一个朝代的大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研究，其实两个人的研究思路完全大相径庭。
黄仁宇的研究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与现代性的构建不相容性，因为儒家的以道德治理手段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孔飞力所要追寻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他认为在1768年中国内部就已经有了例如资本主义的很多萌芽。
以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受刺激性的发展，主要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孔飞力开启了从内部因素认识中国的先和，从这点来看，他的著作对后来的学界影响深刻。
读书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知革命，通过兼容各家的观点来纠正自己对真理的认知。
孔飞力说过：“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那以解读。
这句话对我的启发意义很大，当阅读他这段话时，整个心灵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本书就是作者最大的激情，他通过1786年细节的剖析，赋予了历史新的生命，尽管这个新的解释有时候是令人生畏的。
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逝世，享年83岁。他的著作又被翻新出版。一批有一批的读者争先恐后的阅读孔飞力，透过他的著作，人们试图去寻找这位老人遗留的智慧，终究他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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