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执行法官的执行困惑

作者华定兴，首发于清风杂志

     原标题：一位执行法官的执行困惑

导读：司法执行作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是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司法执行工作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顽疾，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各级法院可以说做出了很多努力，成效显著。为体现解决执行难效果评估工作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四个部门，联合13家新闻媒体、15名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团体，对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进行跟踪评估。

一位法官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整个执行有很大进步，尤其网络查控的便利给执行带来很大利好。但时代在发展，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对于常年从事执行工作的法官而言，不仅看到了这几年执行难问题的破局，感受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而且看到了执行中依然存在的诸多障碍，更有自己的困惑。

是否先解决“执行员”

黄志佳是某基层法院的一位执行法官，每天早出晚归。一位同行对他的评价是“一边为同行争取权益，一边心甘情愿为百姓办事”。在黄志佳看来，执行难题不仅是法院及执行法官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但外界会习惯性地把执行难的问题归咎于法院的不作为。面对这种情况，黄志佳说：“对我而言，只能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尽心尽力。”

黄志佳既埋头苦干，也乐于思考。他告诉本刊记者，“基本解决执行难”指日可待，但法定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主体——执行员的问题却至今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执行员”问题，不算解决了“执行难”。“我们经常听说法官执行、法警执行、法官助理执行、书记员执行，却很少听说执行员执行。”

但其实，有关法律早已规定，执行工作应由执行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一条就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

虽说“执行员”一词早已有之，但法院鲜有经选举或任命的执行员。“这源于执行员的任职资格、任免程序、职责待遇等缺乏明确依据，法律对执行员的具体规定一片空白，执行员执行有顶层设计，但没有落地生根。”黄志佳说。也就是说，执行员和法官、法官助理、法警、书记员等有何不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法律都没有相关规定，这也就谈不上“执行员”去执行。

法律人士胡夏冰也指出，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互分离体制，实际上就是要求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在人员、机构和职能等方面相互独立、互不隶属。

黄志佳告诉记者，法律之所以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是有充足理由的。执行工作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一项要求很高的专门性工作，要求执行人员具有法律知识、社会知识、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学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临危不惧处事不惊的良好心态。“唯有明确执行员的地位、任职资格和条件、产生的方式方法、职责、待遇，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执行员队伍，执行难才有望根本解决。”

靠天天加班不能解决执行难

为了在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各级法院可以说铆足了劲，尤其是执行人员，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从舆论氛围上看，加班加点也成为宣传的一个亮点，比如有的执行法官24小时待命，有的法院取消了法院干警的周末和休假。黄志佳告诉本刊记者，解决执行难是目前法院的头等大事，但如果说执行难的解决要以牺牲法官的休息权为代价，那么执行难的解决难以成为常态机制。

黄志佳常年从事执行工作，深知其中甘苦。在他看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长年累月加班的重压之下，一个再有情怀、再有理想的干警，也会对执行望而生畏，消极、浮躁、僵化、厌恶执行的心理更是在所难免。长年累月加班，甚至会导致干警们体力、脑力消耗过度，头昏眼花，最终无法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而近年来，法院干警因劳累过度而牺牲的事情时有发生。201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给人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去年以来，有周卫东、侯铁男等36名法官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党中央、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对法院干警合法权益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法官的休息权和休假权，认真落实年度休假等制度，切实保障法官必要的休假时间，并将法官休假落实情况纳入各部门绩效考评范围，不得以任何方式变相阻碍法官休假”“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判规律和法院实际，合理测算法官工作饱和度，科学确定法官工作量，适时调整法官员额配置或者增补审判辅助人员，不得强制要求法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

据黄志佳介绍，2017年国内某仲裁机构通过网络化、信息化仲裁的方式，裁决案件从2016年的2万多件上升到约100万件，如果这些未来案件全部进入执行程序，用传统加班加点的方式是无法应对的，必须依靠科技手段。

黄志佳告诉记者，执行是个系统工程，其他单位不动员起来，社会不动员起来，装备跟不上，就凭执行局的人孤军奋战，是不现实的。有一次，他在全国法院查控系统对一个案件当事人的财产进行查询， 但24家单位，有13家无反馈，其中包括几家银行。“有的单位三天甚至十天还不给反馈，被执行人就算有上亿资金，可能也已经取完了。”黄志佳说。

法律虽然对有关公司协助查询的时限有明确规定，但实际运行中总是有所折扣，如果单纯靠执行人员去攻坚，那执行难的问题恐怕难以解决。“眼下，适当动员干警自愿加班可能还是难以避免，但即使如此，也要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在层层传递执行压力的背景下，如何调动执行人员的积极性，如何兼顾基本解决执行难与关爱执行干警，这直接考验着各级领导的管理智慧。”黄志佳说。

解决执行难需多方配合

在采访中，黄志佳多次提到执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靠党的重视，社会各部门的配合，而且这种配合不能仅停留在文件里。今年3月下旬，曾经出现一条重磅新闻——《21家银行网络冻结和扣划功能三月底上线》，但据黄志佳了解，好多银行至今依然没有完成网上划拨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

而最近，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成为法律界一个热门话题。不过，执行权究竟是在法院内部分还是说彻底从法院分离出去，或者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即在深化内分的同时，将一部分执行实施工作交给法院之外的其他部门行使，至今未有定论。“无论采用哪种方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执行难。”黄志佳说。

最高法院在《关于将执行局与人民法院剥离的建议答复》中说：“审执分离改革方案，将由中央政法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中央一旦作出决策，无论是深化内分还是彻底外分，最高法院都将坚决贯彻落实，确保改革进程中执行工作的正常秩序。”

在黄志佳看来，解决问题必须对症下药，绝不是简简单单地确定分与不分、内分外分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黄志佳告诉记者，很多执行难的因素和执行权的划分没有关系，如果非要划分，必须在反复讨论、深入调查研究后才能决定，否则于事无补。“执行权不管分不分，怎么分，对于裁判不公、消极执行、执行单位之外的单位不积极协助执行的问题，纪委监察委应该严肃问责；另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只有这样，执行难才有望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