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顺：“黑名单”亟待法律规制

杨建顺 法治政府研究院 昨天

“黑名单”亟待法律规制

杨建顺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采用记入征信体系、公布“黑名单”的做法来惩治不法者、违规者、造假者以及不讲信用的“老赖”等，许多人持赞成态度，颇有“大快人心”之感。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我也赞成这种做法，认为它是保障积极能动行政之实效性的重要手段；但是，从程序论和过程论的角度来说，我主张一切行政皆应当“在法之下，受法的规制”，认为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和部门所推行的“黑名单”制度亟待法律规制。

记入征信体系、公布“黑名单”的做法之所以在实践中广受欢迎，并且得到迅速推进，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方法对于惩治不法者、违规者、造假者乃至“老赖”等着实有效。的确，实效性非常重要，它是行政法上进行价值衡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基准，甚至是价值取舍的坐标。积极能动行政的正当性建基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而以公共利益为追求目标的行政活动需要实效性保障。正是以这种公共利益性为理论根据，行政法上确立了诸多“确保行政实效性的制度”或曰“行政上确保义务履行的制度”，诸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也包括停止、撤销营业许可等授益行为，赋课各种加算税、课征金等，以及公布违反义务行为等。采取这些举措不一定都要求有“法律”依据，但是，都需要有“法的依据”。这是由其所附带的损益性所决定的。记入征信体系、公布“黑名单”的做法，往往伴随着禁止贷款、入市、乘坐飞机和高铁等诸多惩处性措施，远远超出了“公布”的事实行为范畴，故而更需有法律依据。

确保行政实效性的制度支撑是积极能动行政的基础，而行政实效性归根结底须以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各地各部门推进“黑名单”制度，不仅应当注重其“有效性”，而且还应当高度重视其合法性和科学合理性。既然公布“黑名单”等征信制度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方法，那就应当通过修改或者制定相应的法规范来将其确认为法的手段，并从机制、程序乃至基准等层面加以规范；如果不能以法规范的形式来确认这种手段，那么，就不应当使用这种手段。

唯有建立健全对“黑名单”等征信制度的法律规制，坚持真实性、全面性、及时性、隐私保护及合法性等原则，才能确保“黑名单”等征信制度成为科学的行政调查和信息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减轻逆向选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达成违约披露的纪律约束（自我拘束原则），落实依法行政关于诚实守信的具体要求，切实保护合法合规者的权益，充分发挥其作为确保行政实效性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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