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编辑摘要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政委兼代司令粟裕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向驻守徐州以东的黄伯韬第七兵团发起进攻,并设法策反驻淮河南岸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所部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皆为西北军系统,当时掌握两军军权的皆为副军长-何基澧(五十九军),张克侠(七十七军),两人皆有″起义″意图,尤其是何基澧,他是中共口中″打响八年抗战第一 枪的人″,在抗战中期,何曾赴延安,从此变成中共的同路人,对於这次起义,他是很积极去策划,冯治安虽力图阻止,仍旧挽不回三绥区两万九千馀人的投降,从此徐蚌战场北线门户洞开,粟裕乃以十四个纵队之力围攻黄伯韬兵团.黄仓皇撤退,又得不到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援助(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与黄有宿怨,硬是不肯出兵相救,其馀部队见状,也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不出兵),只得孤军力战.然而在过运河的时候,因渡桥只有一座,黄又忘了叫工兵架浮桥,致使共军从後追上,所部四十四军及一百军皆有重大伤亡。待勉强渡河,已是伤亡惨重,然主力二十五军仍维持基本战力.其後七兵团进入碾庄圩固守待援,该地有原十三兵团修□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使共军动弹不得,也大大的出乎毛泽东的判断,无奈七兵团弹药逐渐枯竭,共军又以工兵挖土机一步步清除工事,使包围圈终於越来越小,11月23日,共军终於攻入七兵团司令部,司令黄伯韬自杀,七兵团五个军(二十五,四十四,六十三,六十四,一百)十万人被歼灭.此役耗时17天,大大超出中共预估的一星期,黄伯韬因此博得中共的敬重.(附记:黄的遗体後由部属冒险运出,送回南京,蒋介石为其举行国葬,并追晋黄为陆军二级上将)。[1]
徐蚌会战自民国37年11月6日起至翌年元月10日止,总共历时65天,大小战斗数十次,主要区分为碾庄决战、双堆集决战以及陈官庄决战,全程会战经过概述如下:
一、会战前双方兵力及部署
国军为徐州勦共总司令部,下辖5个兵团,3个绥靖区共27个军(计68个师),5个交警总队,总兵力约50馀万人。共军则为陈毅所属华东野战军及刘伯承所属中原野战军,共辖27个纵队及各军区部队与民兵部队,总计60馀万人注1。
二、会战经过
民国37年9月16日,共军华东野战军(陈毅)发起「济南」战役,此役由於国军济南守军第9绥靖区(第6兵团)第96军军长(于兆龙)战场叛变,使得共军乘势向南突进。济南沦陷後,共军中原野战军(刘伯承)所属7个纵队,由豫西窜至新野、邓县,诱使华中地区国军向鄂西转移,造成华中与华东之国军兵力分离状态;10月上旬中原野战军主力再东窜至商邱,与华东野战军同时对徐州形成夹击的态势。国军统帅部在济南沦陷後,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确定「守江必先守淮」之战略方针,对徐州地区兵力展开重新部署,集中主力於徐州亘蚌埠间铁路两侧行攻势防御,确保徐蚌间交通及後方地区的安全。
在十月底时,蒋介石即有结合华中,徐州两大剿总之力,与共军在徐淮一带进行决战的意图,并已任命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为国防部前进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徐淮一百四十万部队,白原先答应,并派遣主力第十二兵团北上前往徐州驰援,但随即变卦,不仅拒绝上任,并将武汉江防部队的船只全部开往北岸,禁止任何部队登船,蒋气急败坏,原徐州剿匪总司令一职,只得交给刘峙,造成日後战败的原因之一。後杜聿明虽出任剿总副总司令,但毕竟是副手,无法任意调动部队,造成日後用兵时机不当,白白遭受损失。
十二兵团北上後,即全力凭藉其全美械机械化武力开道,共军中原野战军只是稍事抵抗即撤退,使十二兵团产生轻敌之意.然而司令黄维毕竟曾是北伐名将,很快察觉其中有异,於是先将部队驻扎在安徽蒙城,并请示上级应变措施.但南京统帅部没有回应,黄维不敢再延误时机,於是继续北上,终於落入了共军的包围圈.十二兵团全机械化,非常不适合在华中黄□区作战,而这正是共军预先看出并加以防御的,於是一面以小股部队拖延其北上速度,一面布好包围网,最後果然被其料中,黄部陷入重围.黄维原欲组织突围,不料自愿打头阵的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为中共地下党员,藉打头阵之名率部起义,黄受此打击,不敢再轻言突围.由於战事吃紧,黄维向南京要求副司令官胡琏到任以解救全兵团官兵.胡琏在责任心驱使下赶赴战场,接下了指挥作战的重任,由於全军上下都听胡琏的话,对於黄维则是爱理不理(众所属意的司令即为胡琏,但因白崇禧反对而作罢),黄维心里也明白,於是也把希望放在胡琏身上。但是局势已定,黄维在七兵团被歼时仍继续北上,致使整个调度出现大问题,即使胡琏来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十二兵团就只能坐困双堆集。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下令总攻,双堆集包围网日渐缩小,黄维甚至使用毒气以遏止共军进攻,但仍无力抵挡,12月15日,黄维不顾总统及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阻止,执意率部突围,终遭彻底击溃,黄维及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俘,十四军军长熊绶春战死,胡琏则负伤逃出,全兵团四个军十二万馀人被歼。
在第七兵团被歼灭的时候,驻在徐州的二,十三,十六兵团即匆匆地向东撤军.共军也组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来全权指挥淮海战役(成员:陈毅,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数十万的部队在调动著,竟然撞在一起,双方在潘塘展开战斗,共军一来也有损失,二来这战不在预定中,所以主动撤军.国府即以“潘塘大捷”称之。但随後的战斗,就让国军吃了骨头了。当时徐州剿总的战略是全力南进,以与十二兵团会师,但怎麽打就是打不通,等到十二兵团被灭了,徐州剿总也没地方去了,乃匆匆驻进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以待战局转变。但这一路上损兵折将,十六兵团擅自单独突围竟遭全歼,司令孙元良化妆逃出;到达青龙集时,徐州剿总已是气力放尽了.此时(12月底)共军突然停止进攻,只是包围而已,要等过年吗?当然不是,而是毛泽东为避免过早歼灭华中国军致使华北傅作义集团南撤而做的指示.不过共军过年的气氛倒是很浓厚,与包围圈中的国军和原徐州城居民形成强烈对比,共军光是用食物,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国军投降,整个士气早已荡然无存。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评估之後决定下令总攻(华北局势已控制住,傅作义已无力南撤,且渡江战役不能迟过四月中,若错过则需等九月〔长江水位高低的问题〕,故需趁早进攻).杜聿明根本无力反击,阵地不断失守,到了1月10日,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自杀(後也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逃出,至於剿总司令刘峙,根本就一直待在蚌阜的总司令部,把责任一股脑儿地丢给杜聿明。[2]
总计此役共歼灭国军一个剿总,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馀人,此役造成国府江北之地几乎全失,造成了南北对峙的情势,更造成了蒋介石的隐退,国府高层的大地震.局势至此,大陆的失守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了。
孙子兵法军争篇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可见得後勤支援对作战成败确实居於关键性的地位。吾人从後勤观点探讨徐蚌会战国共两军胜负的原因,可以藉战史经验来检讨我军现行的後勤体制,进而研拟精进国军後勤支援措施,俾能於未来战争中密切支援作战。兹就国共双方後勤支援之特、弱点探讨如下:
国军失利之後勤弱点检讨
战略构想未能考量翼侧的威胁,後勤补给无法支持战略计画:国军在济南沦陷以後,统帅部即策定两个战略方案,第一案:「淮北决战案:徐州剿总除留置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陇海路沿线各城市一律放弃,集中主力於徐州亘蚌埠间铁路两侧地区行攻势防御」;第二案:「守淮案:退守淮河南岸,凭淮河地障实施河川防御」。此两案经过再三研议,最後决定采取第一案。注10 迄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及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飞抵徐州,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并决定将第一案「淮北决战案」改为第三案「守徐案」,其战略构想如下:「国军以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即於徐州附近地区集中兵力,依内线作战机动攻势之指导,对进犯敌军适时各个击灭之」。注11 就後勤观点探讨以上三个行动方案,第一案防御阵地位於淮河北岸,其南侧有淮河可为依托,後方安全易於确保,但是运补作业受淮河诸桥梁之限制,补给路线可能遭敌空中截断,徐州被孤立於远前方难以久守;第二案虽然是主动放弃徐州,但是防御阵地位於淮河南岸,不但前有淮河可消耗敌之战力,阵地两侧亦有湖泊能够作为依托,後方地区的安全可以确保无虞;第三案集中主力固守徐州,其补给线显然过长,战略翼侧完全暴露,後方地区不能确保,作战持续力无法维持。故就後勤立场观之,此三案以第二案最佳,第一案次之,第三案最差。如果当时国军能够深入考量战略翼侧威胁对作战成败的影响,国军可能会有成功的胜算。
统帅部作战计画经常迟疑不决,後勤支援不能支持作战构想:在怀冰的著作「徐蚌会战」战史记录中,有一段叙述双堆集决战末期的状况:「第12兵团官兵每天眼睁睁的看著粮弹不断大量消耗,可以获得的空投补给品却是愈来愈少,战地官兵不得不拆房子当柴烧,士兵都睡在壕沟和掩蔽部内,靠自己的体力保持温暖;伤病员不但无药可医,连遮风蔽雨的一屋半瓦都没有,所以第12兵团司令黄维下令挖了几条2公尺宽,100多公尺长的壕坑,以收容源源不绝的伤兵,由於没有医药也没有护士,这些伤兵除了要忍受伤痛以外,还要遭受寒冷、饥饿的煎熬,甚至伤兵死了,也没人知道究竟是病死?痛死?饿死?还是冻死?」 注12由此可见,国军各部队所能携行的补给品显然不足,必须完全依赖兵站的不断运补,然而各後勤兵站又因为钝重性太大无法适时转移,第12兵团就因此而弹尽援绝。如果统帅部的作战决心能够迅速下达,作战计画能够立即随之颁发,後勤兵站可以随部队机动快速转移,补给线或许不致遭敌截断,後勤支援就能有效支持作战构想,後勤补给亦能适应作战的需求,双堆集决战的结局究竟孰胜孰败?可能也是难以预料的。
采取四周防御的被动式战术战法,自断国军陆上後勤补给线:一般战术战法的基本观念而言,四周防御较适用於海岛防卫作战,其主要目的在於「少兵守点、多兵机动」,运用地形布置各种侧防火力,藉以削弱敌之战力并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再俟机转取攻势。但是,四周防御战法在大陆地区遂行作战行动时,却往往容昜自陷於「作茧自缚」的不利态势,尤其面对擅长於「人海战术」的共军,更容易造成「遭敌彻底包围歼灭」的不良後果。譬如民国36年1月的苏鲁边区作战,国军第26整编师(战车及摩托化部队)就是因为采用四周防御的战法,致使其快速部队完全动弹不得,战车被迫当作战防炮使用,可以说是处於「自毁武功」的不利态势,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注13 迄徐蚌会战时,国军并未记取历史的教训,会战初期仍以徐州为核心实施四周防御,结果仍是「先将自己围困」以後,再间接导致「共军对自己实施彻底的包围」,最後虽然不得不主动放弃徐州,却是为时已晚。倘使国军不采取第三案「坚守徐州」之四周防御方式,无论采取第一案「淮北决战」或是第二案「退守淮河南岸」,都不可能造成「自断陆上补给线」的严重後果,也许国军在徐蚌会战末期会有「反败为胜」的契机。
作战指挥官太过於依赖空投补给,坐失转取攻势的最佳时机:碾庄决战末期,第7兵团日夜遭敌猛攻,各外围据点次第沦陷,国军在碾庄的控领范围日渐缩小,空投粮弹更为困难,在补给不继的状况下,孤军奋战至11月22日全军被歼,第7兵团番号从此消失。双堆集决战期间,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自南京飞抵战地共赴危难,国军士气因此大振,但是官兵一直依赖的空投补给品却逐渐感到不继,以致战力愈来愈为薄弱。第12兵团防守地区日益缩小,致使空投补给品大部落入共军手中,最後亦在粮弹俱罄的状况下惨遭共军击灭。陈官庄决战末期,使被围官兵能够获得少量空投补给品,勉强维持作战持续力与生存持续力,但是12月9日以後天气一直非常恶劣,致使空投作业完全停止,国军各阵地内的食物与燃料全部消耗完毕,最後也因补给不继而遭敌歼灭。倘使国军各级部队指挥官都不依赖「空投补给」以获得必需的补给品,也许就能看破好机,不致於迟疑不敢转取攻势,如此士气亦不致日渐消沉,各部队的战力自然可以有效提升。
未能断然放弃徐州改采守势,导致後勤无法维持作战持续力:据国军第一补给区的资料显示,之储粮仅能维持三周作战所需,而且徐州的後方补给线特别绵长,一旦连络线中断,将无法维持国军的作战能力。再者,多数将领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利於攻而不利於守,故产生放弃徐州案,准备退守淮河以屏障南京,先挫败南犯的共军,争取第二线战略区域的配置时间,最後却因顾及将来徐州系反攻的有利据点而决定固守。可是当时国军各作战部队兵力大多仅达60%,根本无法和共军相抗衡,再加上国军对後勤工作向来就不重视,会战前主动放弃了连云港,自断海上的後勤补给线,共军又随之抢先窜据宿县,再截断国军唯一的陆上补给线,企图先完全孤立徐州地区的国军,再迫使国军投入决战而捕歼之。注14 徐州剿总虽然了解补给线被截断後可能导致的恶果,但是仍然准备固守徐州不愿放弃,仅以两兵团北进希望能够恢复补给线,待打通无望後才决定西撤,可惜为时已晚。所以在这段期间内,国军各兵团都祇能依赖携行粮弹作战,自然无法长期与共军对抗,倘若国军能够在会战前断然放弃徐州改采守势,将使国军获得喘息的机会,或许徐蚌会战的历史必须重写。
未能争取民心妥善经营战争面,战时无法动员民力支援作战:国军补给作业一直是采取兵站的制度,所有战略物资都是从後勤基地经由补给线运往前方作战部队,所以对民力的需求不多,各级指挥官也因此不重视战争面的经营,多未能妥善运用战地老百姓来增强作战的持续力,以致无法获得广大群众的人、物力及财力支援,注定要嚐受作战失败的苦果。中原野战军司令刘伯承在陈官庄决战末期曾提到:「淮海战役注15,我们是60万之众对80万大军,而且我们的装备、後勤远远落後於国民党,可算是敌强我弱,但我们依赖的并不仅仅是60万持抢的部队,我们背後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支前民工呀!」注16。 从刘伯承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共军打的就是「人民战争」,不但以各种手段鼓动年青人参军,更强力动员地方民力组成支前队伍,因此共军得以掌握无尽的民力,迅速强化其军队的作战能力,更使其战争面可以无限度的扩张。由此可见,国军尽管装备精良,但是未能争取民心妥善经营战争面,战时亦无法适时动员民力支援作战,正是作战失败主要原因之一。
二、共军获胜之後勤特点探讨
战备计画周详後勤整备迅速:共军早在济南作战的过程中,就开始精密策画实施「淮海战役」。民国37年9月30日,中共在曲阜召开扩大作战会议,要求「党」、「政」全力支持徐蚌会战之军事行动。10月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已经决定在20日以前,必须完成一切战争准备工作,包括督导各单位赶送冬衣和近百万人的粮草供应,也对参战部队所必需的弹药补充、民夫、担架、运输等动员和组织工作加以深入研究与安排。尔後又由「华东局」与「华东军区」联合举行多次会议,对後勤支援措施不断加以研议,迄10月20日决定将「前方後勤」与「後方後勤」分开,前方後勤以部队需求、计画、接受、分配为主,後方後勤则负责筹画、调度、生产等工作。11月4日正式成立「华中支前委员会」,22日再成立「华中支前司令部」,总支援能量可发动130万民夫,提供3至5个月粮食、草料、弹药以及10万至20万之伤员医治工作。注17由此可见共军後勤准备甚为充分,故能在徐蚌会战全程中经常保有持续战力,迫使国军无法获得喘息的机会,所以中共决策中枢在徐蚌会战的初期,能够迅速下达决心并早期完成作战计画,确实争取了战备整备的速度。
动员迅速确实後勤供应无虞:共军部队的组织非常简单,作战装备也特别简陋 ,注18其成军初期之後勤供应多利用清算斗争等手段,搜括民间财力、物力以供应各作战部队之所需。在武器弹药方面,除部分在沦陷区自行制造修理外,主要仍是依赖战场收缴日军与汪伪军之武器,辅以劫夺国军武器弹药以厚军需。在粮食方面,主要来源区分为「解放区後方供应」、「战略区就地筹措」、「部队战斗缴获」等三方面,其中尤以「战略区就地筹措」最为重要。徐蚌会战之前,中共「华东局」即要求各军区对粮食之徵集、加工、运送、分配等工作进行细部的规画,以动员60万民工,供应1亿8千万斤粮食为目标,并准备在各纵队中配属随军担架、挑(担)子各500副,还以纵队为单位设置随军供应站,确保部队的油盐、粮食、蔬菜供应无缺;另於後方地区准备转运担架7千5百副、挑(担)子9千副、小车1万5千辆。注19 10月28日,共军确定所需夺取之会战目标後,各部队立刻依据作战计画进入指定地区,周密策画各项後勤支援工作,迅速完成各项作战准备的相关事宜,使各部队均能获得非常充裕的後勤支援能量,故能始终保持精锐的战力。
充分运用民力实施就地补给:中共在徐蚌会战期间,集中了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五省的财力,以及华东、中原、华北三大战区的粮秣和军用物资 ,注20并徵用了200万民夫支援作战,达到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要求。注21 碾庄决战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会鉴於战局变化甚大,乃於11月16日要求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必须动员民力准备3个月至5个月作战所需80万人(含俘虏在内)的吃饭问题。迄碾庄决战结束後,中央军委会又指示各野战军,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约130万人之粮食、草料、弹药及伤员医治工作。注22 陈官庄决战末期,国军放弃徐州西撤,共军随即展开长程追击,此时後方粮食供应不上,华东支前委员会立即抽调干部及民工,至附近400个村庄就地筹粮,在短短4天中就筹、徵、运了300万斤粮食,解决了缺粮的严重问题。注23 因此,共军在徐蚌会战连续作战长达两个半月之久,伤亡虽然非常惨重,但人员与粮弹均能适时获得补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军能够利用当地民力实施「就地补给」,使其战力始终可以维持相当良好的水准。
建立民站设施提升运补速度:共军在发动「淮海战役」之前,就开始为此次战役计画建立7条运输干线,在各运输干线上每隔30华里就设有一个民站,民站与民站之间还设有茶水站。华东地区在徐蚌会战期间,共设立了197个民站,这些民站不但供应过往民工吃饭与住宿,也负责粮草补给、伤员医疗、工具修理等工作,彻底解决民工运送粮秣与弹药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共军运用这种方式,将900万民工、几十万运输车辆,安排得非常井然有序。例如民工运送山东鲁中地区的粮食到前线部队,必须利用手推小车、火车、木船、汽车以及民工小挑等运输工具,历经8次转运手续以及无法计数的民站,才能在前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穿越三个省份转送到第一线部队的手中。总计整个徐蚌会战期间,共军利用民工一共运输了3百多万吨弹药、5亿7千万斤粮食、156万斤油盐、86万斤猪肉,确实满足了共军部队的作战需求。注24所以,共军的运输方式虽然相当落伍,但是充分运用人力的资源却也能够克服各种困难,难怪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在徐蚌会战结束後曾沾沾自喜的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抢修交通设施加强运补功能:欧洲战神拿破仑曾说:「战争之秘诀,在於交通」,战时的交通设施必须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否则无论对作战部队的机动转用,或是军需品的补给运输,都将形成重大的障碍。中共深切了解交通设施的重要性,在徐蚌会战发动前就积极抢修各种可能运用於战争之交通系统。根据共军「淮海战役史」一书所记载,中共在徐蚌会战期间一共抢修了68座铁路桥梁、228座涵洞,修复铁路长度共计220华里。共军亦利用民工修复了无以计数的公路,其中最令中共自豪的是在10月20日至11月20日短短的一个月当中,在陇海铁路以北修通了临(沂)滋(阳)台(儿庄)潍(县)等长达1千3百馀华里的31条公路、95华里的大路、开辟附路转道99处、修建公路桥梁380座,促使黄海以西、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胶济路以南,全鲁中南地区之主要干线全部畅通无阻。苏北淮海、盐埠两区亦於两个月中,先後修好了公路950华里、大路370华里、桥梁150座。在水运方面,中共亦动员洪泽湖、南阳湖、微山湖的渔民、船工,全力支援军品运输。所以在徐蚌会战期间,共军抢修交通设施对支前运输确实发挥了强大的功效。 注25
适切处理伤患减少部队负荷:伤患是部队机动与作战行动的最大障碍,共军为能确保持续的作战能力,要求各单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伤患转送到後方的医院,俾能减少第一线作战部队之负荷。徐蚌会战发动前,中共「华东局」就在华东地区设置了4个伤患转运总站,各纵队也都设有担架团及伤患转运站。由於共军的运输装备非常落後,不但各纵队根本没有救护车可以使用,就是轮型车辆也非常稀少,所以伤员都必须依靠民工以「担架抬运」之方式,日夜不停的向後方地区转送。例如鲁中南沂东的担架团,於碾庄决战末期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晚抬担架最短的路程是往返走80华里,有时一天必须往返两趟共160华里,从11月12日至25日的13天时间里,每个担架队员平均跑了1千零90华里。注26中共在徐蚌会战结束以後,统计淮海战役的担架使用量为7万3千9百副,所以共军能够适切运用民工迅速处理伤患,减少作战部队的负荷,进而以「民兵升补」、「立俘立补注27」等手段补充兵员,使其能够保持最坚强的战力,相对於每战都有严重兵员损失的国军,当然也能够一直保持「以强凌弱」的态势。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曾说:会战自最初开始,於不知不觉中已有一定胜败之趋势,此多取决於最初之战前配置,不取决於会战之战术行动」。国军於徐蚌会战初期,为达成集中兵力之目的,主动撤守郑、汴、临沂等战略要点,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最後却因整补未能完成,以致实际战力远逊於中共;反观共军倾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潼关以东之全部兵力,向国军发动猛烈攻势,不但总兵力较国军为优,且能依其裹胁之伎俩,达成「随战随补」之目的,所以战力始终能够保持,可见得国军「整补能力」不足显为会战失败之主因。吾人必须记取此次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深入探讨国军作战失败的原因,以为建军备战之重要参考,兹就个人研究所见,提出下列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树立正确後勤观念适应未来战争需求
孙子曾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得後勤补给是大军争取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中共在发动徐蚌会战之前,就已经要求各军区及军分区加强各类军需物资的屯储工作,同时也充分掌握了沦陷区的战争面,可以运用民力全力前支第一线部队作战,所以中共在徐蚌会战中能够获得非常辉煌的胜利。反观国军的後勤支援系统,因为无法在部队快速移动的状况下适时随之转移,各作战部队都必须依赖自己的战斗携行量来确保作战持续力,特别是作战指挥官不重视後勤的问题,会战初期自断海上补给线予敌可趁之机,陆上补给线再遭敌截断後又过份依赖空投补给,最後终於弹尽援绝惨遭敌军歼灭。可见得「树立正确後勤观念」乃为作战致胜的重要基础,尤其今日战争由於核子武器的介入,战略战术因而有所改变,作战部队在战场上讲求快速的分散与集中,因而造成後勤的易损性大幅增加,亦使後勤支援作业更为繁杂,在技术层面的困难度也不断增加,故现代军人更应建立「後勤为先」的正确观念,才能适应未来的战争需求。
二、重视後勤支援计画确实配合战略构想
兵法有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後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所谓致人乃「主动」之意也,所以能否掌握「主动」,确实是大军作战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後勤计画又是大军作战能否掌握「主动」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後勤补给能够适时满足大军作战需求就能掌握主动,不能满足大军需求则必定陷於被动,无法获得最後的胜利。徐蚌会战期间,共军打的是人民战争,总计会战全期动员民工225万人、民船1万3千馀艘、汽车250辆,所以能够充分支持两个半月之长期作战所需。注28 反观国军打的却是传统性的军事作战,所有的补给需求都必须由建制後勤部队来供给,作战持续力当然较共军为差。以此观点来探讨未来的台澎防卫作战,可以预测战时南北交通路线极易遭敌截断,各作战区如不能建立完整独立的後勤基地,战时很容易遭敌分割并失去作战持续力。所以未来各作战区基地之位置亦应尽量配置於山麓或深入山区,以免遭敌地面、空中及飞弹之攻击,使战略性後勤设施成为拥有持续来源的後勤基地,方能完全符合台澎防卫作战的战略构想。
三、注意补给路线维护强化後方地区安全
补给线是作战部队的生命线,若失去补给线则後勤设施亦失去作用;若後方地区的安全不能确保,则第一线战斗部队必有後顾之忧。国军於徐蚌会战前即处於内线作战之不利地位,如欲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必须适时调整部署先击灭敌之一部後,才有机会掌握战局。但是,国军不但未能积极设法转取攻势行动,反而以四周防御的方式企图固守徐州,以致陆上补给线完全遭敌截断,因此不得不依赖空投补给作困兽之斗。反观共军於会战初期即能全盘了解国军作战计画与部队行动,当然可以严重威胁国军後方地区的安全,确保其作战行动立於不败之地。因此,吾人研究战史除应对共军惯用之战术、战法深入研究外,亦应将其透过情报获得,适时切断国军後勤补给线之作法引以为鉴,才能确保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胜利。
四、加速武器装备更新确实提升国军战力
中共在「徐蚌会战」作战期间,多以人海战术来压制国军的火海装备,虽然达到了震撼国军的效果,也获得相当辉煌的胜利,但是这种荣耀却是牺牲无数人民生命所换取的,实在不值得鼓励。时代在进步,科学在进步,军事科技亦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战争方式由平面进入立体,军事装备亦已由人工操作改为电脑操控。因此,世界各先进国家均不断致力於军事科技的研究与发展,否则不但无法确保国家的安全,更可能促使国力日渐式微,甚至惨遭覆国之命运。目前我国虽然设有专门机构从事军事装备的研究工作,但是在研发进度方面却显得非常缓慢,无法迅速提升国军的作战能力。反观今日中共的科技已进入太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关切中共「载人太空船」的发展状况,我国却仍沈溺於「军购案能否过关?」的迷思中。古人说:「靠天吃饭会饿死,靠人打仗要失败」,军事科技能否赶上先进国家、武器装备能否不断创新,攸关国军有形战力能否具备超敌胜敌之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全力发展军事科技,才不会在武器装备上受制於人,也才能够达成确保台澎安全之目的。
五、提升後勤作业能力满足部队作战需求
有沙漠之狐美誉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将军曾说:「在机动作战中,那一方面受後勤的牵制愈少者愈占优势,反之则否」。国军自东北沦陷、济南失守後,各部队的战力均已逐渐衰退,後方基地亦无力达成运补的任务。迄徐蚌会战时,国军仅能以最消极之守势作战来对抗共军的猛烈攻击。无论是碾庄决战、双堆集决战或是陈官庄决战,国军都一直未能满足作战部队的後勤需求,以致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生存持续力与战斗持续力,所以作战行动处处受敌军所制。反观共军在窥破国军之困境与弱点後,立刻完成整补并集结最大兵力发动攻势,各种作战所需後勤支援亦能适时送达所望的地区,所以能够获致主动攻击之最有利态势,对国军各兵团由战略包围导致战术包围,终於达成各个击灭国军之目的,所以共军获胜实非幸致。因此,吾人必需体认後勤支援对作战胜败的重要性,务必於战争过程中全力提升後勤作业的能力,绝不能完全依赖上级的紧急运补,更不能企盼等待空投补给,如此部队才能发挥主动的精神,避免遭敌各个击破。
六、建立完善动员计画确保战时供应无虞
毛泽东在其「十大军事原则」中曾说:「我军人力、物力的主要来源在前线」注29 ,强调不可因後勤而助长部队的依赖性。所以共军仍以「一切为军事、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作为徐蚌会战的大前提,毫无顾忌也毫无保留的用尽一切欺骗、胁迫之手段,动员全部民力投入战争,获取其最终的胜利。这种不恤民命、不择手段的暴行,虽然不足取法,但是却值得吾人研究。盖战争的本质就是残酷的,在战争逻辑「凡是有助於获致胜利的手段,均属於合理的方式」。所以,究竟是否属於「合理」的范畴,仍有待部队指挥官深入体会战争哲学「仁与忍」的真谛,知所选择才能近於「合理」。由於我台澎防卫作战的预警时间极为短暂,能否随时保有立即应战之常备部队?能否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此两者均为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关键因素。故吾人必须针对当前的国军战略构想与建军备战时程,致力达成「立即动员、立即作战」之战备目标,并依未来作战任务、战争型态深入检讨,研订战时的编设基准并广储後备的力量,提升整体战力以满足战时动员之需求,才能因应未来的战争,获得最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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