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浮生六记》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文学文本,芸娘是我心目中最美的中国女人,乐黛云老师的《漫谈沈复<浮生六记>》,可称得上当今中国学界最美的论文。余挑灯夜读,诵读三遍,泪流满面,夜不能寐······
像《浮生六记》中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
——鲁迅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到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
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即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絃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
备受中国顶级文人赞美的“芸”是谁?以她作为女主人公的《浮生六记》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浮生六记》大约写成于清嘉庆13年(1808)前后,现存《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部分。这部书泯没了70余年,首先被一个名叫杨引传的人在冷书摊上发现。杨引传的妹婿王韬,颇具文名,曾在上海主持《申报》尊闻阁。1877年王韬首次以活字版刊行此书,是《浮生六记》最早的铅印本,有杨引传序和王韬的跋。杨引传序言中说“六记已缺其二”。王韬说少时(1847年前)曾读过这本书,可惜没有抄写副本,流亡香港时,还常常怀念它。但他没有说少时曾见过全本。林语堂由此推论“1810至1830年间,此书当流行于姑苏。”
除以上四记外,另有《养生记道》《中山记历》二记,一般认为是伪作。近人发现沈复的同时代人,收藏家、书法家钱泳的《记事珠》手稿,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或即录自《中山记历》。沈复很可能去过琉球。后来学者王益谦辑的《昭阳诗综》里有沈复的朋友李佳言写的《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律诗二首》。在《记事珠》中,钱泳两次提到沈复随齐太史等前往琉球,担任书记。《记事珠》手稿中有一段写到《浮生六记》:“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梅逸曾随齐、费二册使入琉球,引蹟几遍天下,奇人也。”另外他还抄了《闲情记趣》中的一段。有可能他见过‘六记’的原本。《记事珠》手稿中还有一段,谈及“嘉庆13年(1808)前往琉球的事:“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黑水沟是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显然钓鱼岛在中国领域内。因此这本“烂书”,日本人曾开价千万收购。可参阅彭令:《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香港文汇报2008年6月)和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的“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的发现与再研究”。
《浮生六记》现有版本一百二十二种,已有三种英译本,还有德、法、丹麦、瑞典、日本、马来语译本。
《浮生六记》全书采取了自叙传抒情散文的形式。作者沈复,字三白(1763—?),号梅逸,他不是什么斯文举子,也不是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在小官吏、小商人家中教书写字的幕僚,沈复自己也不是饱读经史,身通六艺的名士,甚至从未参加过科考,而只是一个习幕经商,能书会画,生于小康之家的小知识分子。他的妻子陈芸,与他同岁,
爱情和婚姻是陈芸和沈复生活乐趣的最重要的源泉。无论是西方作品或是中国小说,像《浮生六记》这样细腻地描写结婚后夫妻之间的眷恋和情趣的都很少见,很多作品都只写婚前恋爱的复杂过程,而结婚往往被写成这一过程的终结而一笔带过,甚至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但《浮生六记》却与此相反。正如胡适所说西方人的恋爱多在婚前,两情相好,越来越热烈,以至沸腾,爱情的顶峰是结婚。婚后却越来越平淡,习以为常,最后是各奔前程,索然寡味,或离婚,或寄情于他人。胡适认为中国的传统婚恋则是婚后再恋爱,由婚前的不相识,从冷淡到逐渐温暖,结婚是爱情的开始,有赖于婚后逐步熟悉的生活内容和相互扶持,因此比较长远。《浮生六记》是描写中国旧式婚姻生活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
《浮生六记》所描写的婚姻关系所以如此之美,首先是因为女主人公陈芸的性格被写得很美,他们共同生活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沈复13岁时遇到了陈芸,“两小无嫌,得见所作(指陈芸作诗)”,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形削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能吟诗作画的小姑娘。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当时沈复就向母亲提出:“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陈芸字淑珍,长沈复十个月,故称淑姊)”。这个小姑娘逐渐成长为一个非常动人的女人,正如作者所说:“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在《浮生六记》中,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爱情成熟的起点,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的开始。三白和陈芸之间的爱情完全是中国式的,具有它的传统和独特的魅力。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们谈古论今,吟诗作画,饮酒品茶;
他们爱情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利用人生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来共同创造和享受生活的情趣和美。他们一起栽培盆景,一起静室焚香。“枫叶竹枝,乱草荆棘”经过他们的创造,都成了艺术品,“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也都“另有世外之趣”。再如三白“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支,中置一支,外置五支,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复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苏城有南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芸雇一馄饨担,“以铁叉串罐柄,去其锅悬于行灶中,加柴火烹茶、热菜。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
总之,他们夫妻都能最大限度地欣赏对方的创造和情趣。爱情,就存在于这种相互的欣赏之中。最难得的是陈芸热爱生活,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能充分领略和创造生活中的美与快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常是充满活力,无所畏惧,例如女扮男装去庙会观灯,假托归宁去太湖游览等。她博学多才,能诗能文,又巧于刺繍,使她爱美的性格得到了深广的开拓。
沈复深爱其妻,与陈芸一起生活,“情来兴到,即濡墨伸纸,不知避忌,不假装点。”他大胆地、全无避讳地写出了他的真我、真情。在他们的洞房之夜,沈复写道:“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他们两人议论了一阵《西厢记》,之后,“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舂心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然而,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一直是十分贫困的。他们共同面对贫穷、不幸和不公平的待遇。她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理智镇静地处置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两次被父母逐出家门。第一次是因为芸在父母间代写家信,母疑其述事不当,父以为陈芸不屑代笔。又父欲置妾,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这更惹怒了婆婆,加以各种细枝末节,终将陈芸逐出家门。当时陈芸生母刚亡故,弟弟出走下落不明,他们只好寄居友人之萧爽楼。时芸30岁。三白情愿和陈芸一起出走。他们没有怨恨,没有颓唐,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自己共同的新生活,并认为这是他们最幸福、最自由的美好时期。
两年后,夫妻俩被准许回家。当时,陈芸已有血疾,自知生命不会太久长,她为沈复打算,想寻一“美而韵”者替代自己。于是定下一浙妓之女名憨园者为三白妾。后憨为强力者夺去,“芸血疾大发,床席支离,刀圭无效”,母以陈芸结盟娼妓,三白不思上进为名,于腊月26日五更,再次将他们赶出家门。他们只好到无锡朋友家度岁,并打发一儿一女出门:儿子当学徒,女为童养媳。在贫穷、不幸和不公平的逆境中,陈芸从不抱怨,而是理智镇静地处置无法改变的事实,有时甚至以一种幽默感出之,以减轻一点别人和自己所感到的沉重。例如她在病中被翁姑逐出家门,“将交五鼓,暖粥共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她虽然不富,但从不吝啬,经常为沈复“拔钗沽酒,不动声色。”
“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承吾友胡省堂以十金为助。余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亲为成殓。
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维以文字相辩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赉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后来三白将陈芸葬于扬州。因三白之弟启堂不容陈芸回苏州故里。
从为人方面来讲,沈复这类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他引以自豪的是自己“一生坦直,胸无秽念”,因此无所畏惧;他继承着中国士大夫“清高”的传统,“凡事喜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他强调“大丈夫贵乎自立”,对家产毫无所求,而且生性慷慨,虽然自己不富,却总是尽其所有帮助别人。当芸刚离别人世时,三白非常悲哀,他在芸的墓地上暗祝:“秋风已紧,身尚单衣。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他果然谋得一个代课三个月的位置,“得备御寒之具”。但当他的朋友“度岁艰难”,向他商借时,他就把所有的钱借给他,并说:“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一俟得有乡音,偿我可也。”而乡音殊杳,这笔钱也就无从收回。
沈三白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零余者”一样,无益也无害于社会,常常因为坚持他们不合于社会习俗的道德原则而被社会所压,为小人所欺。如三白的兄弟启堂就是这样的小人,由于他的奸诈挑拨,芸曾被翁姑逐出家门。他又担心三白可能回家分家产,多设刁计阻挠,不报父亲之丧,并花钱雇人向三白逼父债,最后,又说“葬事乏用”,要借一二十金。三白则完全无力保护自己,如无朋友指点,就会把“代笔书劵”得来的二十金“倾囊与之”。这类知识分子迂阔而不懂世事,受欺而无反抗之心。芸多次受到莫须有的冤枉和不公平的待遇,他虽然和她站在一边,一起被逐出旧家,但始终不敢站出来,为芸说一句话,总是一再容忍退让。这使他的生活很不幸,但却又无法认识这不幸的原因。三白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好人,“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他以为这是由于他的“多情重诺,爽直不羁”和没有钱,以至“先起小人之议,后招同室之讥。”但这只是现象,他不能认识到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不合理和他自己对这种不合理的容忍,由于他们无力改变客观世界,就只能在主观世界中寻求解脱:或逃遁于个人的感情生活,或浪迹于大自然。
陈芸在中国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是一个美丽而特殊的形象。“女性”这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中,也像在其他文化中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她们没有自己的话语,并且一向由男性定名、规范和解释。芸既不是绝代佳人、贤妻良母,也不是侠女英雄,她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贤妻良母的规范,得罪公婆,自作主张,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真诚的爱是她生活的基础。她从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爱和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她宁可忍受一切痛苦,也决不向压迫者低头求饶。但她也不是对“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这种社会体制的颠覆者。几千年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结构体制统治了整个社会。芸在这种体制内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旁人的、我行我素的、以真诚爱情为基础的二人生活,虽然受尽折磨也不改初衷!
林语堂说:“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生活中,看他们追求美丽,看他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三白和陈芸创造的二人生活提醒我们,在婚姻的进程中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形成一个不断进取的,丰富而美好,也更富于魅力的精神世界。女性并不一定要在与男性的对立中来发现“自我”。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不需要对抗,而是需要更多的合作。预期在2l世纪,以夫妻真诚的爱为基础,而排除物欲功利的、男女“平等共生”的新的模式将代替“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其新的表现形式是“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旧模式,并对西方片面的女性主义也有所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浮生六记》所描述的快乐而不幸的家庭婚姻仍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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