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土改前的晋西北地区
1、抗战前曾经自足有余
晋西北是指山西的西北部地区。它包括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北起杀虎口长城一带、南至汾离公路的三十多个行政县。抗战初期，这里的人口大约有三百五十万，属于“山西第二游击区行政主任公署”管辖，主任由续范亭担任。除了敌占区之外，该行政公署能够控制的人口大约在一百万左右。1938年，毛泽东曾多次致电贺龙，要求他越过杀虎口长城一线向北发展，“在平绥路以北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3-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内部发行）。1940年，因国民党在抵抗日军的五原战役中失利，毛泽东再次致电贺龙，让他立即调查开辟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地的可能（同上，第116页）。随后，贺龙派兵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把晋西北边区扩展为晋绥边区。晋绥边区东起同蒲铁路、西至包头、南起汾阳离石一线，北到百灵庙和四子王旗大草原，所辖人口达到三百余万，但其中心仍然是晋西北的兴县一带。
从地理位置上看，晋西北有吕梁山、云中山、芦芽山、管涔山等山脉，属于地广人稀、山壑纵横的高寒地区。但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因此只要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当地老百姓还是可以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据中共中央财政部1940年《绥米葭吴清及晋西北经济考察报告》提供的材料显示，这里“特产之富冠于山西全省各地。矿产则有煤、铁、银、铅、锰、硝、硫黄（硫磺）、石膏等的蕴藏。农产则有五谷杂粮、森林、畜产、野兽、皮毛、药材等出产，抗战前不但为山西的政治中心地，亦且为山西唯一的工商业区。”该报告还说：“晋西北过去为主要产粮区。除河曲、保德、偏关三县粮产稍感不足外，其余各县的粮食每年均往外输销。离石、临县、兴县多输出到陕西各县。岚县、静乐、宁武、苛岚、五寨的余粮常输到太原销售，其余雁北各县的余粮则由平绥路输出。”这份报告指出，在晋西北各县中，仅“临县每年能产粮四十万石，可以输出十万石左右（临县人口约二十四万）。岢岚能产十余万石，而岢岚仅有三万五千人口，所以能输出的粮食更多。其他岚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等县丰年一年的产粮能供地方人口三年粮食”。
那时候，这一地区不仅粮食自给有余，棉花种植也很普遍。“在临县、兴县的某些地方，均能植棉，据说临县某年棉产丰收，曾收获皮棉二百万斤以上。临县三交镇以下至碛口，到处都可以看到有过去的轧花厂、打包厂，……倘使在这些区域群众工作开展得好，吸收棉花是不会成问题的”。除了粮食、棉花以外，这里还盛产麻、烟草、油料、木材、药材和牲畜，其中临县所产的麻“品质洁白，纤维细长，而且产量（每亩水地能收麻60-100斤）栽植技术亦甚讲究”，年产量达到一百万斤以上，烟草的产量也有三十万斤左右。报告还指出：由于盛产棉花，晋西北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只临县一县存在民间的改良手拉木织布机就有五百余台。据说在临县的产棉区，……能纺织的妇女约有八千户，每年可织出土布两万匹（长五丈，宽一尺三寸），每天每人能织一丈。”该地区的造纸业也有很好基础，“造纸的工业区，主要是在临县”，并具有制造钞票纸的能力。此外，这里还有烟坊、油坊、烧坊（造酒）、粉坊、糠坊、毡坊、丝织作坊、皮坊以及铁匠、木匠、石匠、瓷瓦匠等形形色色的手工业，其中仅临县招贤镇，就有二十余家铸铁厂、十余家铁矿、四十余家瓷厂，两千多人。至于森林、药材、畜牧、园艺和民间手工艺等等，也相当发达（同上，第5-13页）。
这种情况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出身于1946年，从小在太原长大，自从懂事以后，就经常看到临县人来太原讨吃要饭。因此印象中的临县，是个穷山恶水出乞丐的地方。中共中央的这份文件，说明临县以及晋西北地区曾经比较富裕，而所谓贫穷落后，是后来的事。
2、抗战中的“四大动员”和“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山西的交通要道和许多城市，但是对偏远山区却无能为力。这样一来，山西就形成敌占区、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的局面。就晋西北而言，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以续范亭为首的新军总指挥部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先后成立，当地驻军除了八路军120师以外，还有新军所属的决死二纵队、四纵队、工卫队和暂一师。不断扩充的军队姑且不论，仅仅是供养各级行政机关，就让当地民众难以承受。据1942年精兵简政时统计，过去整个边区的行政人员为一万八千多人，精简后剩下七千多人。原来区公所平均15人，精简后为7人。村公所平均8人，精简为3-5人（同上，第405页）。即便如此，也比民国初年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时的公务人员要多得多。那时候，一个县只有六名官吏。如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军政人员，老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
据张稼夫回忆：“这样多的军队，党、政干部集中在这里，群众供应不起，部队和地方的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有许多单位，每日三餐吃黑豆，盐和棉布也很紧张。”为此，贺龙、关向应做出开展“四大动员”的决定。
所谓“四大动员”，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具体说就是筹款、做军鞋、筹粮、参军。张稼夫认为：“扩军、做军鞋问题不大，筹款筹粮就颇为困难。”因为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已经很低，并无余粮和存款，而有点积蓄的人们往往会把钱粮藏了起来。于是，他们就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剥削群众的罪恶，以“说服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方式，“挤”出不少现金和粮食。张稼夫承认，在运动中产生过“左”或右的倾向，个别地区发生了捆绑吊打或枪毙人的现象，但很快就纠正过来了（《庚申忆逝》，第75-77页）。
此外，晋绥行政公署在1943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劳动力，因几年的武装动员及敌人杀害和拉夫估计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畜力减少更严重，一面有战争的直接损失，一面因战争差务及商业凋敝，饲料缺乏，农民将牲畜变卖杀食甚多，牛比战前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八九。”该报告还承认，除了差务负担极其沉重外，摊派不合理也大大挫伤了群众的劳动情绪，这就使土地荒芜，产量降低，“一般山地比战前产量少三分之一，……一九四0年棉花仅产55000斤，当战前百分之三，猪比战前减少六分之五，羊减少十分之六。”（《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93页）
除了“四大动员”之外，“减租减息”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中共暂时放弃暴力夺地的革命诉求，转而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在1942年1月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要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第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对于地主的人权也要加以保护。第三，认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现阶段是比较进步的，对富农要采取既联合又限制的政策。
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和租佃关系非常复杂，就土地来说，有山地、平地和旱地、水地之分；就地租而言，有粮租、钱租、劳役租、牛租之别。此外，在地租约定上，还有死租、活租等说法。抗战开始后，晋绥地区首先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去原定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一块土地在减租以后，租额仍然超过其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则还要从租额中再减去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与外，《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还规定：“山地以战前的租额先以七成五折算，（因战后产量约及战前之七成）再减百分之二十五。”（《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五集第471页，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编印）
减租减息的工作比较复杂。首先要在行政村成立以佃户为主体的减租减息委员会，选举委员七至九人，分管宣传、调查、登记、审查、执行等工作，然后是评定土地的产量。对于佃户来说，希望把产量定得越低越好，这样就可以少交地租和公粮，但是地主则希望把产量定得高一些，即便要因此而多交公粮，但留下的还是多数。
除了减租减息之外，还有一系列限制地主的政策。张稼夫说，当时有个《公粮条例》，规定产量达到人均五斗的农户为起征点，并实行累进征收。地主富农感到压力很大，便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一些地主富农甚至成了人均五斗以下的免征户。为此，在1944年又开始征收“资产米”，即虽然人均粮食不足五斗，但家里财产多也是征收对象。
据晋绥分局调研室1944年的一份材料显示，从1940年开始，该地区地主、富农数量减少，经济力量削弱；中农人数增加，阶层扩大，经济情况改善；贫雇农人数缩小，地位和生活有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地主富农开始较多出卖土地，中农和贫农也都大量买进土地，这说明减租减息使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06页）
3、张闻天的调查及其意见
1942年，张闻天被贬抑后，曾经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调查，并写出一系列调查报告。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一书中。书中有一篇《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对土改之前晋绥地区的土地状况有比较真实的描述和详细的分析。该研究报告在强调“战争是阶级关系变化的基本因素，而革命政策则是主观的决定因素”之后，对“战后各阶级变动的具体情形”是这样讲的：
地主：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地主转化为富农、中农，原有一部分经营地主缩小经营部分生产，还有一部分向经营地主方向转变，还有一部分力求维持现状，等待时机。地主在数量上（户数）减少，在质量上（每户经济）削弱（十四个村，原有九村有地主，现只六村有地主）。
富农：不到三分之一的老富农，下降为中农（个别的转化为地主）。原有富农经济缩小。从地主、主要从中农转化来的新富农约占富农总数的三分之一。富农在量上（户数）增加；其每户的经济缩小。
中农：少数向富农上升，向贫农下降的多些，从各方面转化来的中农相当多。大多数老中农无变动，经济上下降，一部分停滞，一部分略有发展。数量上（户数）在农户总数中占大多数（在川地村子），或次多数（在山地村子）。
贫农：一部分上升为中农；少数转化为“其他”，老贫农少数下降，大部分有某种改善。从“其他”及中农转来的新贫农相当多，在数量上（户数）在农户总数中是大多数（在山地村子），或次多数（在川地村子）。
其他：多数转向农业，大多数变成贫农、中农。没有转入农业的，经济上下降，贫民地位无改变，数量（户数）增加些。
分立户：增多。中农最多，贫农次之。他们使原有经济单位缩小。
外来户、外出户：增多。以贫农及其他成份为最多。（《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93-94页，）
需要解释的是，“分立户”之所以增多，从而“使原有经济单位缩小”，是因为农民想减轻自己的负担；而“外来户、外出户”增多，则是因为贫农缺乏生产资料，流动性很大。
张闻天还说，从1941年开始，当地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一块大洋可以买二晌好地，有些地区甚至只用二角钱就可以买一晌坏地。这样一来，就使土地占有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地主是因为“A，吃租子靠不住。B，缩小目标，装穷，好减轻负担。C，生活困难，负担太重”。农民则是：“A，不是向着集中，而是向着分散；B，不是为了出租，而是为了自种。”
张闻天认为：农民用这种“挖”的办法来“迫”使地主放弃土地，虽然有打击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进步作用，但却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他提出“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这种“拉”的方法就是要“提倡资本主义经营”。具体讲，就是让地主和部分富农把分散使用土地的、吃租子的经营，转为集中使用土地的雇工经营。这种土地集中经营对于小生产的土地分散经营来说，就不是落后而是进步的了。他强调：由于“拉”是使地主阶级向资本主义和平转化的办法，因此“取消对地主阶级转向雇工经营的各种法令上、政策上、思想上的障碍物，是有必要的。”（同上，第98页）此外，张闻天还对当时和租佃关系、借贷关系等问题进入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调整租佃关系的意见。
从张闻天的晋陕调查及其意见中可以看出：第一，由于战争和革命的双重影响，当年晋西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第二，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中共不仅放弃土地革命时期作法，而且还提倡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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