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伤亡严重的爆炸案发生后，公安机关应该怎么做？云南巧家县公安局似乎正在提供一个“不该这么做”的反例样本。
爆炸案发生后没多久，巧家县公安局就宣布“破案”了，案犯是死者之一赵登用。依据很简单，主要是赵登用的行迹异于其他村民，尸体比其他死者更破碎，还有赵登用的QQ内容显示其有报复社会的心理。
至于确定作案人最重要的几个要素：犯罪动机、爆炸物来源、作案前后过程，则是一个都没有查清。
显然，警方有根据去怀疑赵登用。但怀疑归怀疑，与定案尚有极大距离。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警方宣布破案，百分百地确定赵登用是作案人，依据的只能是“推理”。
以推理定案，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有罪推定的办案心理和侦查惯例。这个惯例基本上是：先怀疑一个人是罪犯，再围绕这个人寻找作案的证据。这种违背侦查原则和证据规则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发生。佘祥林、赵作海案无不如此。
我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诉讼规则中，都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或以证据为根据）”、“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材料”的办案原则。对于死刑案件，公安部等五部委规定的更严格，要求在证据上排除一切矛盾，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巧家爆炸案，无疑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但巧家县公安局没有耐心、仔细地全面收集证据，特别是查清爆炸物来源和作案动机，而是于匆忙之中宣布了结果，这个结果的结果是，除了公安局自己，几乎没有多少人信服。因为，它既不符合一般人的常识，也远远没有达到上述法律要求。
比如，赵登用多穿衣服有没有合理原因，多穿衣服跟作案有什么必然联系？赵登用有没有“同伙”，是不是无意中被别人利用了，炸药包有没有遥控装置？赵登用既然与拆迁无关，他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与他无关的地点？
甚至，警方是如何排除赵登用在明知有人要爆炸后，舍身救人、自己扑向炸药包，以至于自己被炸的更碎的可能性的？
用很久前的聊天记录做动机证据，也是问题多多。比如，如何证明这个记录就是赵登用本人写出来的，QQ有没有被别人借用过？等等。即便是赵写的，也没有多大的证据意义，正如每天都有很多人对生活表达极度失望，但自杀的还是极少一样。
当然，巧家县公安局局长能用局长名义和前途保证案件无误，体现出经常打牌者的言语思维，而不是公安人员的证据意识，也就难怪这个案子破的如此蹊跷了。
因为没有科学侦查观，没有高度负责精神，没有以证据说话的意识，很多案件难免都象巧家爆炸案一样，犯了低级的侦查错误，侦查方向失之偏颇。又或者，有时侦查工作更象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不是单纯的破案要求。南京“1·6”银行劫案至今未破，恐怕也跟当时的咋咋呼呼四处大规模围堵、盲目推理案犯与重庆、长沙劫案为同一人、没有及时地扎扎实实调查等因素有关。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云南巧家爆炸案到底该如何收场。我很担心，为了加大力度证明局长的正确性，过多侦查力量会继续放在赵登用身上，从而陷入疑邻偷斧、越看越象的怪圈。正确的做法也许是，警方放下包袱，一定程度上抛开赵登用，把侦查工作从头来，全面、客观收集调取一切有关证据，直至所有证据毫无破绽地指向同一人为止。这样案子才算真正破了，有罪推定和忽视证据的观念也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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