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被免官回乡归隐近两年的曹操接受朝廷征召,出任议郎。这是他归隐后第一次出山,其时他二十六岁,风华正茂,仍心怀建功扬名之志。
但青年曹操再入官场,好像并未汲取第一次被免官的教训,照样坚守做人操守,做官尽职尽责,不怕得罪权贵。因议郎不管事,只是个向皇帝提建议的言官。这意味着,他若要尽责谏言,得罪的权贵恐怕就是皇帝。
这位皇帝是168年继位的灵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史治腐败,买官卖官盛行,各种不法乱象越来越严重,史称“货赂并行”、“政教日乱,豪猾益炽”。作为提建议的言官,曹操恪尽职守,经常找合适的机会向皇帝谏言,提了许多整顿、整改建议,但都没有被灵帝采纳。
而其中有一个建议,让人细思极恐。据《魏书》记载:“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指曹操)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
曹操此次所提的建议,可说是触犯了皇帝的逆鳞,因他所建议的事件,正是灵帝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之祸,是指在朝为官的士族集团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发生党争失败,“士人”被以“党人”罪名禁锢终身。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时期,“士人”领袖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李膺,他非有意结党而被宦官诬为“部党”,有一定偶然性,前后仅持续一年;而第二次党锢之祸,是“士人”有意结党与宦官争权,且上升到双方出动军队不死不休的地步,“士人”领袖就是“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受牵连的无辜士人众多,持续了近二十年。
对“党人”的禁锢与防范,灵帝显然比恒帝更严苛。他下诏对党人要“牵连五族”,扩大了党锢之祸的范围,史称“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甚至对敢为党人说话的官员也是无情镇杀,比如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上书为党人“辩冤”,就被抓入狱最后被砍头。据《后汉书》记载:“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
士人,古称读书人,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党锢之祸,应该是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群体迫害。当时世人多同情遭受迫害的“士人”,但太守曹鸾的被镇杀,却让天下噤声。
而作为“议郎”的青年曹操,在“天下噤声”的敏感时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向灵帝谏言,为“党锢之祸”鸣冤平反;他行此惊世之举,可能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青年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以曹操的睿智,应该是可以预见这样做的危险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9年,他174年任洛阳北部尉,177年任顿丘县令,但在此期间他都没有为“党锢之祸”说什么话,说明他其实也深知这样做的危险,并不愿做这个犯禁的出头鸟。
奇怪的是,当他180年任议郎时,却敢义无反顾地向灵帝谏言,为“党锢之祸”鸣冤平反了;更奇怪的是,灵帝没有采纳他的谏言,却也没有杀他。这一点也颇耐人寻味:灵帝是看在曹操也是宦官之后的身份吗?还是曹操在向灵帝谏言前为免祸用了什么诡计?
据《魏书》记载:“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这说明青年曹操并不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愣头青,更不是那种“明知必死还去送死”的莽夫,当事不可为时,绝不强为。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青年曹操不但懂审时度势,更懂如何明哲保身,他之所以在任议郎时才犯禁进谏,也许真的仅仅只是为了履行自身的职责,因他知道“党锢之祸”是错的,而谏言皇帝纠错正是议郎职责之所在,这是他“在其位谋其政”的担当。从这一点看,不管历史上后人如何评价曹操的为人,但曹操的为官之道,显然就不是现今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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