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不敢讲,无处讲,最是让人憋屈;若发展成冤屈,且伸告无门,哪就变成悲惨了。但在上古的尧舜时代,这种事却极鲜见。这自是因上古先民纯朴简单,尧舜圣德治世、德化苍生的结果;不过,窃以为应也与尧舜在位时所采取的两个小小的举措有关,即是《淮南子·主术训》中所记载的:“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据晋葛洪的 《抱朴子·博喻》记载:“诽谤之木设,则有过必知;敢諫之鼓悬,则直言必献。”由此可见,“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諫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若二者缺一,“諫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不过从后人对尧的评价中,“諫鼓”的作用应是卓有成效的。比如白居易的《敢谏鼓赋》云:“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纳其臣于忠直,致其君于明圣。将使内外必闻,上下交正。于是乎唐尧得以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灭私,臣有犯而无欺。讽谏者于焉尽节,献纳者由是正辞。言之者无罪,击之者有时……”
尧所立的“谏鼓”,至魏晋时演变为“鸣冤之鼓”,而“鸣冤”已是大于“谏言”,敢击“鸣冤之鼓”的人,已不单是为舒展心中的“憋屈”,而是为伸张所身负的“冤屈”了,所需的勇气,自然也与击“谏鼓”时不可同日而语。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放言曰谤,微言曰诽。”也就是说,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民众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民众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了。
“诽谤之木”,在舜之后也开始发生演变,尤其是至秦汉时,“谤木”已完全失去原有的功用。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即是说“谤木”已被秦取消。汉以后,虽再次恢复“谤木”,但已演变为一种指示道路的标记,或宫殿、陵墓前的装饰物了。据《古今注·问答释义》记载:“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示衢路也。”文中的“华表”,即是原来的“谤木”,多为立木或立石上加横木(石),并修饰成云板,刻有花纹和图案。据说因舜帝的名字叫“重华”,所以才将原来的“谤木”称为“华表”。
当然,如今我们所见的汉白玉“华表”,形状又有所变化,其上饰云头,身盘蛟龙,柱顶的蹲兽,圆睁双目,多立于帝王的宫殿前,意为“望君出”、“望君归”,勤政为民。此时的“华表”,曾经的“谤木”,已被赋予“监督国政”、昭示尧舜帝王的民本思想之类的新意义。也就是说,“华表”已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
从“敢諫之鼓”,到“诽谤之木”,再到“华表”,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心与人性的变化。也许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演绎,其实也只是人心与人性演变的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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