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当德国得偿所愿、获得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该国外长基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表示：“全世界都明白德国是可以倚靠的。”此前一个月，他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证：“德国已做好承担全球责任的准备。”而当他飞赴突尼斯和开罗出席阿拉伯民主之春的庆祝活动时，德国似乎也做好了承担全球责任的准备。
但如果德国开始算计，这个世界还能够倚靠德国吗？当美国、英国、法国及其它七个安理会成员国投票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屠戮平民时，德国却投了弃权票。和德国同样弃权的还有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虽然它们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即使不把利比亚独裁者本人包括在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与这些国家持相同立场，也让人感到疑惑。卡扎菲则投桃报李地表示，德国比法国更应当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德国的弃权在国内外造成了一场公关危机。尽管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决支持这一决定，但即使是她所属的保守派政党的外交政策专家对此也表示反感。大多数德国外交官们眼下必须捍卫这样一个自己并不认同立场。
德国政府也恰好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对于利比亚国内权力的消长所知甚少。很明显，此次冲突也是一场内战。由于冲突的一方或多方会趁机试图巩固胜利果实，设立禁飞区的做法在以往曾导致屠杀升级。眼下西方政治家们很可能是在驱散中非和巴尔干半岛曾出现的种族屠杀梦魇——当时国际社会未予干预，或干预行动姗姗来迟。
但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应当负责任地采取行动，而不是完全不作为。与2003年针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不同，此次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十分清晰。如果安理会不采取行动，那么联合国“有保护责任”的承诺就会失去所有意义，安理会残留的公信力也会荡然无存。因而，德国政府选择投弃权票是错误的，而选择弃权的一些理由也十分怪异。德国一些高官声称，首先应穷尽一切外交或制裁手段，或者要求利比亚反对派采取“非暴力”行动。这种说法简直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他声称，投赞成票却不出兵，会显得“不诚实”，会让德国“坐蜡”。他辩称，要做到“言行一致”，需要撤回德国的舰艇和侦察机，避免参与可能采取的针对利比亚的海上禁运，因为这可能会动用武力。为了安抚盟友，德国急匆匆地把那些战机派往了阿富汗。
韦斯特韦勒将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奉为自己的导师和楷模，以上的言论从这样一个人嘴里说出，或许让人感到奇怪。作为德国在任时间最长的外长，根舍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从“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外交路线到巴尔干战争，他向来是在灰色地带游弋的大师。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阿富汗问题上，韦斯特韦勒都一贯反对外国干涉，忠实地贯彻了根舍主义的外交路线。
然而，根舍主义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只能算是半个主权国家，而即使东欧也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遥远地区。如今，德国恢复主权已有二十多年。论及经济实力，德国之于欧盟(EU)，恰如美国之于北约(NATO)：都是负责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而北非则是我们的近邻。
今天，德国肩负着根舍在任时从未幻想过的责任，而默克尔至少意识到了这样的责任。支持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变革，是欧洲面临的时代挑战；而德国并不享有从自己所处的领导地位弃权这种“奢侈”。
在努力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之时，默克尔必须牢记这一点。否则，她就必须想出一条当德国政府声称自己“可靠”时的“免责声明”：“请留意，本说法可能会因例外情况、相关限制、附带禁令以及国内及商业方面的考虑而发生变化。”
作者康斯坦策•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是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跨大西洋高级研究员
译者/王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