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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网游”少年迷途知返:父母教养投入至关重要

近日,中心研究人员在精神病学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SSCI-Q1, IF=7.772)上发表题为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as a mediator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s a moderator” 研究论文,从“家庭×同伴”交互视角揭示了父母教养投入缓解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发展机制。广州大学窦凯副教授为本文第一作者,香港教育大学黎建斌博士为通讯作者,课题组研究生冯雪珂王林欣(已毕业,目前赴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参与此项工作。

网络游戏障碍:损害青少年健康的一大杀手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

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于201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列为一种精神障碍,是指与其他玩家一起持续且反复地使用互联网进行游戏而导致临床意义上的严重损伤或困扰,严重威胁青少年健康发展及其家庭幸福,已成为国家和社会迫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研究表明,由于青少年“低自控、易冲动”的发展特点,导致这一群体更易沉迷网络游戏所带来的“快乐”体验,进而容易出现网络游戏障碍(Vollmer et al., 2014; Yu et al., 2021)。网络游戏障碍会导致青少年学习成绩下降,影响睡眠质量,并出现许多内化和外化问题(Paulus et al., 2018)。因此,探索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风险缓冲因素和干预路径成为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热点问题。

父母教养投入能缓解青少年的网络游戏障碍吗?

我们能从不少关于青少年网瘾的新闻报道和节目中发现一个共同点,即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往往有一个“不温暖”的家庭。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将父母在养育过程中为了促进儿童健康发展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参与称为父母教养投入(parental involvement),它是一种积极的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的核心内容(Wu et al., 2018)。

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投入较多的青少年会更少沉迷网络游戏中。根据使用满足理论(Bulduklu, 2019; Katz et al., 1974),父母教养投入较少导致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因此会驱使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以获得补偿,寻求心理安慰以及自我价值感(Fumero et al., 2020; Li et al., 2013; Liu et al., 2016)。

据此推测:父母教养投入越积极,青少年对网络游戏成瘾水平越低。

感知父母教养投入越积极的青少年更能“长计远虑”

未来结果考量(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 CFC)是指个体对其当前行为的潜在、未来结果的考虑程度,以及他们多大程度上受这些潜在结果的影响(Strathman et al., 1994)。未来结果考量包含两个维度:即时取向(CFC-Immediate, CFC-I) 和未来取向(CFC-Future, CFC-F)。即时取向的人更关心当下的利益,忽视可能给未来所造成的潜在负面后果;而未来取向的人更考虑长期利益,这一类人通常能够抑制当下的享受以避免潜在的负面结果(Joireman et al., 2008)。

根据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个体如果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会倾向于采取有利于自我控制的慢策略,但如果其生活在有风险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即时满足的快策略(Del Giudice et al., 2016)。

因此,本研究认为充足的父母教养投入可能会通过减少青少年CFC-I倾向并增强他们的CFC-F倾向,从而减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受欺凌经历会破坏父母教养投入的积极效应吗?

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被同伴通过多种形式在言语、身体、名誉和关系上欺负的负面体验(Harris, 2009),对青少年健康发展造成威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和学校是青少年发展的微系统,共同影响青少年的成长。Johnson等(2014)提出,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塑造青少年的未来结果考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些与父母和同伴关系都很好的青少年往往更关注未来结果。

文献回顾发现,相比于遭受高水平同伴侵害的青少年,父母积极教养投入对青少年未来结果考虑的促进效应在低水平同伴侵害条件下更强,即生活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发展未来取向,更考虑行为的长期后果(Del Giudice et al., 2016; Dunkel et al., 2013),从而减少网络游戏障碍的发生。

  研究概况  

该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揭示了父母教养投入缓解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发展机制。采用2个时间点(间隔6个月)的纵向追踪设计,测查444名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投入(W1)、同伴侵害(W1)、未来结果考量(W2)和网络游戏障碍(W1/W2)。第一个时间点(W1)共有444名青少年(其中男生219名) 参与调查;第二个时间点(W2)共有434名青少年参与调查(Mage = 14.44岁,男生212名)。

采用Mplus8.3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检验青少年未来结果考量在父母教养投入与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间的中介效应及同伴侵害的调节效应。

【实验结果】

(1)父母教养投入是降低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家庭保护因素

当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更积极投入时,青少年通过网络游戏寻求情感安慰、社交补偿的动机就会降低,这将大大削弱网络游戏障碍的风险

现实生活中,许多青少年玩网络游戏的目的是打发空余时间。当父母愿意花时间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如旅行、锻炼)时,他们就会减少与游戏中玩家进行互动的补偿动机。

(2)证实“长计远虑”的未来结果取向是父母教养投入缓冲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重要路径

数据显示,父母教养投入通过促进未来结果取向(促进路径)抑制短期结果追求(抑制路径)两条路径间接影响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发生。

这进一步印证了“长计远虑”的孩子更懂得网络游戏的利与弊,而这离不开父母的教养投入。积极教养投入的父母会更多与孩子商讨关于未来的计划,培养孩子“三思而后行”的想法;也会常与孩子谈心,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想法,纠正孩子即时满足而不考虑未来的“短时”思维

(3)“同伴侵害×父母教养投入”交互影响未来结果考量的中介效应

如下图所示,相比于低同伴侵害,父母教养投入对即时结果取向的负向影响在高同伴侵害条件下得到增强(上图);父母教养投入对未来结果取向的积极影响在低同伴侵害条件下得到增强(下图)。该结果支持生命史理论(Del Giudice et al., 2016)和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同伴侵害显著调节未来结果考量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
低同伴侵害者中,高父母教养投入仅通过增强青少年对长远结果的追求来降低对网络游戏的依赖,支持风险缓冲假说;而在高同伴侵害者中,低父母教养投入仅通过提升孩子对即时结果的追求而加剧网络游戏障碍,支持风险累积假说

  教育启示  

(1)家庭方面:父母教养投入是阻断孩子网游成瘾的“制胜利器”

需要强调,缺乏父母投入和温暖家庭的青少年更易陷入网络游戏成瘾当中。作为青少年成长中最重要的环境,父母应当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支持的成长环境

首先,父母可以花时间陪同青少年一起参与休闲活动,例如与孩子一起锻炼身体、聊天等,孩子的课余时间丰富且有意义了,自然花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就会减少。

其次,训练和提升孩子的远见卓识,劝诫他们“三思而后行”,对他们表现出延迟满足行为及时进行正强化。

此外,父母应当关心孩子的近况,关注孩子的生理、心理状况以及情感需求,及时识别青少年是否遭受同伴侵害。当孩子遭受的同伴侵害时,正确引导孩子处理,将同伴侵害的风险降至最低。

(2)学校方面:将反欺凌计划落到实处

青少年最常遭受同伴欺凌的环境通常发生在学校,学校作为培育人才的地方,毫无疑问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

因此,学校应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引,制定切实有效的反校园欺凌的具体策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公开课等形式宣传反对校园欺凌,帮助学生掌握应对方式和求助途径;其次,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共同为青少年的成长建立起一道“防护墙”。


基金资助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07106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GZYB92)、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2113700)和香港食环署“国际化&香港教育大学交流研究计划”的资助。

文献引用(APA)

Dou,K.,Feng, X. K., Wang, L. X., & Li, J. B. (2022).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11(3), 820–830. https://doi.org/10.1556/2006.2022.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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