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姚君弘 臓体均衡手法医学
（三）建立对使用贵重药物的检查监督机制
笔者认为，“用药如用兵”强调的是“用药之险”和“用药之恶”，是告诫从医者用药须精、用药须慎。强调建立中药的标准化体系，是因为近些年来在金钱的诱惑下中医的畸变。有许多医生一剂药多达几十味，甚至上百味，患者要用脸盆来煎煮；有的不严格按患者的病情辨证治疗，使用本不该使用的贵重中药，如三七粉、西洋参、山芋肉等。这些陋习从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医、中药的文化，是中医在自毁其尊严，因此不可低估这种来自中医界内部对中医理论的杀伤力。
中医不仅仅是哲学理论，检验中医科学与否的关键是疗效，疗效才使中医拥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可。疗效的关键是用药之道。当一个一个的中医在治病时，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罔顾患者的信任使用哪些不当的药物，难道不该反省吗？因此，建立起对某些贵重药物的使用范围的标准化法则，对使用此类药物的处方进行检查和监督是必要的。
（四）建立对剧药和“毒药”的告知制度
在CCTV的中华医药专题节目中，曾经介绍了一位医生使用大剂量生南星内服治疗因痰浊内阻的一些顽疾，据说还治愈了几个癌症的患者，在煎制时让患者采用胆星加蜂蜜和水，慢火煎煮5到6个小时，直到用舌头舔尝药液没有“麻木”的感觉了，就可以放心的喝了。这样的方法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遇到煎煮中药的人有味觉障碍或岁数大了、记忆不好、忘记了煎煮的要求等各种因素，出现了煎煮期间出现失误时，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把剧毒的药物的加工责任交给患者或患者的家属，是不负责任的。其次，南星究竟对人体有什么毒副作用、最大使用剂量等项目，要有一个科学的鉴定报告，即使可以治疗某些癌症，也应该有治疗的周期、最多剂量、最长使用时间等方面的评估，重要的是要将这些数据告知给患者。不能认为只要不“麻嘴”了，就是没有毒了，就可以放心的服用了。
下面举个笔者在日本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反思一下告知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做法的效果。
三年前，中村先生给一位患胃寒疼痛的患者开的处方是附子10克、芍药5克、甘草5克，处方开了以后他便向患者详细地说明附子是有毒的，虽然此药已经是加工了的，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毒性，但毕竟还是味有毒的药物，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先煎30分；由于担心患者不具备煎煮的常识，所以凡是含毒的药物一定要求其在药房中的制剂室进行规范的煎煮；在患者取药时制剂室还要交给患者一个安全告知书，说明此剂汤药的安全性，并要保留样本。这些从表面上看很烦琐，但正是这些措施大大提升了汉方医的尊严，会使患者对汉方医术肃然起敬；而患者对汉方医学的信任，实际上是医生对患者的尊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也是中医文化的精华。
（五）建立慎药意识
慎药就是慎重用药，是对中药的敬畏，其中“敬”是顺从、敬重的意思，强调的是在顺从药性、药理、药效的基础上，慎重使用中药。慎药的核心是选药的精准和明确治疗范围。以上所举的中村先生的处方中，药味很少，但疗效并不低。他认为药味过多会互相影响，同一个功效的药只要确定了标准化的治疗范围，就只选一味对证的药物，药物过多会相互阻塞，如沙参、麦冬、生地、元参一起使用，归经会相争，性味会相争；所以，只要一味药可以达到治疗的功效，就不要用两味；5克药量可以治疗了，就不要用6克。他认为应该相信人体的自复能力，服药就像一个闹钟，只要唤醒关键部位气血的机能，其它部位的失衡会很快自复的，没有必要靠医生来面面俱到的调节。他的服用方法是每一剂药，每天至少喝6次。中村的见解有无道理可以讨论，但他的这种慎重态度是值得借鉴的。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不能认为只有麻黄、附子、巴豆、防己是有毒的，而沙参、麦冬、黄芪、生地就没有毒副作用，一个没有气虚的患者，如服用西洋参、黄芪等补气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用药的最高境界是“不药”。“不药”并不是不给患者治疗，而是不使用不该使用的中药，是不治疗不属于中药适治病因而引起的病证，“不药”的重点是慎思、慎医、慎药的文化体现，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法。
（六）文化意识的建立是中医的基础工程
中医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医就是科学的文化和先进的文化的代名词。中医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中医现在被毁誉也同样有其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其中文化意识是主导性因素。中医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科学研究的价值，是因为中医文化的核心是植根在中国古代哲学平和、中庸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阴阳的变化、消长和平衡的辨证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些理论夯实了中医的文化基础和科学基础。
然而，中医作为临床医学，仅有理论的论证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可操作性的、可准确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标准化数据。这一点张仲景做到了，但张仲景也意识到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他根据当时中医普遍存在的种种文化陋习，指出当时医生存在的敷衍态度，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指出当时的迷信文化“卒然遭邪风之气，膺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振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并发出“岂不晚了？”的感叹；指出当时中医存在的不学无术的现象，“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这些都是中医文化意识的缺失，而中医文化意识的缺失很可能成为中医自毁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医生心术不正，即使有了标准化方案医生有可能不使用。但应该看到，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理性消费者（患者）的增加，如果我们对中医界存在的这种文化的恶习和问题不加以认真的对待，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中医的科学基础；因此，如何建构中医的文化意识，是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
试想一下，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医生，每天上午要看40到50多个病人，一个病人平均用时不到5分钟，这其中还包括了检查、化验的时间，那么，医生看病就像流水线上的操作熟练的工人，而工人的产品是单一的，其产品是否合格要经过质量检验员的检查，合格的产品才能出厂，可中医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症状、病因完全不同的患者，是一个一个的生命，这样的诊断和治疗的准确度是无法保证的。正如那位医生自己所说，门诊时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仅凭感觉机械地涂写。这个问题是大城市中医医院常年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中医的暗伤力很大。
笔者认为，中国的中医和日本汉方医最大的区别是：其一，对于理论来说，前者是我是中医，我是来驾驭中医理论的；后者是我是汉方医生，我是敬畏汉方医学理论的。其二，对患者来说，前者是我是中医我来救你，后者是我是汉方医我来为你服务。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意识的落差。
记得中村先生曾和我说：他从十八岁高中毕业便开始学中医，自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每天在上班前都要给医圣像上香合掌祈祷，为的是静心铭志，告诫自己将开始拯救患者的工作了；每天下班也要进行同样的仪式，为的是告知医圣今天的工作完成了。这个仪式他坚持了几十年，目的是自我告诫，是净心的过程。合掌的意义是对中医文化的尊重。这种精神和态度在国内中医界也许并不多见，这就是文化意识，是对文化的理解和敬畏。
由此可见，文化意识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只有真正的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只有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才有可能达到完善中医、发展中医的目的，才能用平常心来探求中医内在的规律。俗话说：“大疑者大悟，小疑者小悟，不疑者不悟。”中医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医理论存在的问题、对中医潜在危机的群体无意识状态，是对伪文化、伪文化现象的熟视无睹。这种群体的文化意识的丧失，才是中医真正的危机。
最后，还是用余秋雨先生的话来结束全文：“整个街道都在欢呼皇帝的新衣。因此，那个小孩指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并不是针对皇帝，而是针对欢呼。他虽然很孤单，很弱小，但因为有了他，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
注：
1、张功耀先生（1956年～），湖南省郴洲人，1988年自浙江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任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相对论革命》、《世界思想文化经典精要·科学卷》（学术专著）等书。因在网上推动废除中医的签字活动而闻名。
2、邓铁涛先生（1916～）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近代岭南地区一位有名的温病医家。16岁时考入了当时的广东省中医专门学校，邓铁涛先生现在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仙方活命饮，《校注妇人良方》宋·陈自明。组成：金银花、甘草、当归尾、赤芍、乳香、没药、陈皮、天花粉、炙穿山甲、白芷、浙贝、防风、皂角刺。用于疮痈肿毒初起，红肿热痛；或身热微恶寒，舌苔薄白或微黄，脉数有力等症。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溃坚，活血止痛之功。主治疮疡肿毒初起，气血凝滞，湿热蕴结。《医宗金鉴》云：“此方治一切瘫疽，不论阴阳疮毒，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化脓生肌，散瘀消肿，乃疮痈之圣药，诚外科之首方也”。“仙方”，托名仙人所传之方，言其功效神；“活命”，谓有定痛回生之功。本方用于外科诸证，可使痈肿消而疼痛止，疗效可靠，济世活人，故称“仙方活命饮”。本方又名“真人活命饮”，谓修真得道之人所制，均为溢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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