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足珍贵的明代郧阳巡抚碑
2011年郧县文物局把散落城乡各地的一批古碑、牌坊集中于明代大丰仓院内。古碑全是残断的：或者凿有安放柴油机的圆洞，或者残断不完整，或者与混凝土黏合成一团……一堆残碑横七竖八静静倒卧在砖砾堆中，经受着烈日朔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各自记录的珍贵历史。
2011年12月，笔者有幸陪省广电总局的记者看到了这批珍贵文物。其中至为珍贵的是明代嘉靖年郧阳巡抚吴桂芳撰文碑。在探索郧阳辉煌历史的几十年寻寻觅觅中，我所见记事碑、功德碑、祠堂碑、始迁祖碑、宫观寺庙碑、乡约村规碑不少，但都是清代中晚期的，清早期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的少见，更别说明代古碑了。所以当我看到这明代碑，而且是历史上辖境广大，声震三边的郧阳抚台最高长官所立的碑，那惊喜，那激动真正是无以言状!
吴桂芳撰文碑的规格是240×121×28(公分)。上下各有残断的榫卯，看来此碑原有碑帽、碑座，形制应该是很大的了。可惜碑下部三分之一还与尺余厚的混凝土，钢筋粘连，中间有若干行字被人为凿去，难以见其全貌了。好在明代《郧台志》收录有此文，可使我们于中获知此碑所提供的重要历史信息。
吴桂芳撰文碑右侧标题是《改建郧阳府儒学记》。但综观全文，吴桂芳并未对郧阳府学宫(现仍存遗迹大成殿)施一砖一瓦之建;再则他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任郧阳抚治，次年四月便从右佥都御史升为右副都御史，调任治理黄河的总理了。他在郧任职，仅半年时间，也不可能改建府学。
又，这篇《改建郧阳府儒学记》也不是他在郧任职期间所写，而是在离郧四个月后，在总理河道任上所写。因为该碑文之后的落款至今仍清晰可辨：“嘉靖龙集癸亥(嘉靖四十二年)仲秋 赐进士出身 嘉议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敕 先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 今总理河道 前督学山东按察副使 豫章(江西)吴桂芳撰”。
明万历十八年(1590)《郧台志》所收录的《改建郧阳府儒学记》只有正文，没有上述关于作者身份、职务、写作时间的落款。市方志办工作人员在校注此文时称吴桂芳“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四十三年(1564)离郧。”依此碑所刻记者看来，这条注释关于吴桂芳的离郧时间是错误的。吴桂芳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从福建巡抚调任郧阳抚治，四十二年(1563)四月已离郧总理治理黄河事宜，吴百朋代之抚郧;九月，康朗又代吴百朋抚郧。无言的古碑言之凿凿地确证了吴桂芳抚郧时间。
那么，吴桂芳抚郧仅半年，他既然没有对郧阳府学宫施建，又何必在已离郧四个月之后，洋洋洒洒写下千余字的《改建郧阳府儒学记》呢?
吴桂芳不是如时下有些“制造政绩”，附庸风雅的官员那样到处涂鸦掠名。细读《改建郧阳府儒学记》全文，我们会发现他有着两种情结：
其一是他对前任官员高度重视地方文化教育的行为十分钦敬。认为重视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治政之本。他在该文中历数了郧阳府学由“督抚之东”、“郡治之北”、“郡治之西”、“郡城东门之外”的数度迁移与扩建。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章焕抚治郧阳后，认为府学规模宜大，宜远离官署闹市。下决心把府学迁“郡城东门之外”;为保证府学在非常时期不受流寇盗贼骚扰破坏，又斥巨资拓建东城墙，把府学圈入城墙之内，并设小东门方便出入。这样就把初设郧阳府时所建府城的六门变成了七门。而府学新址周围本来的荒僻之地，现在成为三边地域的最高学府，成为学子们心目中的圣地。“青衿之士(读书人)喁喁兴奋，以为山川之胜若有待于今日，非偶然者。”原因是地方官员高度重视教育：“郧自开府以来，诸凡经制规划，大都一遵旧章，按成宪，鲜有大剺革(很少有大变动)。而独于学宫一迁再迁，至累三四迁而始定者，首善之地不得不详且慎矣!嗟夫，观于此而诸君子(迁移府学的前任各位官员)计安地方之志。殆汲汲矣!”
如果说，五百年前郧阳府的开设为郧阳后来的与时俱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历史基础;那么，明清两朝历任郧阳巡抚、知府对府学宫的迁移、建设，则对提高郧阳的人文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名闻三边的郧阳中学应该说得惠于此，方造就了代代优异人才!
吴桂芳情结之二是感喟于僻处万山丛中，地薄民贫的郧阳，在高度重视教育的历任前贤经营下，居然把府学宫建得如此规模巨大，气势恢宏：“规模形势视昔(比较过去)益(更加)恢以宏，益光以大……”因为感动，所以他在该文中细细描绘了府学宫的详尽建筑设置及前后顺序、方位。假若今日复建之，完全可依此文绘制出平面图来。
当年的府学宫究竟多大?吴桂芳此文中称“为门者三百九十有奇，为楹(柱子)者一千六百八十有奇”!当年，它该可以接纳郧阳多少优秀学子于此受教啊!流风及于后世，连袁世凯篡国后为笼络人心，亲笔题写给郧阳某文化名人的匾额也是“人文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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