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白马人“池哥昼”面具与三星堆祭祀青铜人面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中间隐藏的是，川甘两地因为地理的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融合，以及共同的文化创造。
池哥昼与三星堆面具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1980年至1981年间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起连续几期文化遗存称为三星堆文化，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争议。这就是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是不存在争议的：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考古学认为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但是，一些网友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从地理层面讲，四川盆地如同铁桶一般，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说，根本不可能受到周边地域文化的影响，所以，也便产生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诸如三星堆文化是“外星文化”等等。
根据一些网文分析，这些网友们的说法大约来源于，三星堆文化出土了众多奇异的青铜器，而这些网友因为不了解这些青铜器，就将远古的三星堆人和这些青铜器给“神话”了，认为三星堆文化要早于中原文化，进而将其推上了“神坛”。对此，2018年《三联生活周刊》披露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说明，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起始时间不早于商朝的建立时间。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跟殷墟几乎同时代的，而中原早在几百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有青铜礼器，那时候，三星堆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确立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不过3500年，在其起始的悠久历史里，经历了一个漫长且落后的文化时代。
现在，我们就从地理的角度入手，详细说明“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中的“夏文化”是谁，同时说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并不意味着四川盆地就是一个铁桶，其他人群与文化进不去。在以前的文字里，我们讲过，与陕西相通的古蜀道有很多条，它们都在秦岭与巴山之中，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又有洋巴道、米仓道、金牛道等。与甘肃、青海相通被提及最多的古蜀道是阴平道和吐谷浑道。
阴平道北起甘肃省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青川县境西北而达四川平武县。这在地图上是一段很短的距离，但很难走，最终通往蜀地的心腹成都。吐谷浑道也叫吐谷浑道，在历史上这条道非常有名，即在河西走廊受阻时，人们可以通过今天的新青公路由新疆喀什一带到青海省西宁一带，然后从西宁所在的河湟地区南至成都平原。其中包括松茂古道和岷山道两个部分，均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平原的盛产丝绸就是通过这里传到新疆及其以远的，如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就来自蜀地。同样，比丝绸更早的美玉也在这条道路和与陕西相通的古蜀道上流通贸易，如龙溪玉又称岷玉，是四川汶川产的软玉，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龙岗寺遗址（又称龙岗寺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玉器玉料多为岷玉。龙岗寺遗址是汉水流域一处重要石器遗址，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6000年前，岷玉就传到了龙岗寺。
松茂古道
松茂古道，亦称灌松茶马古道，在古代是成都平原连接汶川、茂县、松潘的通道，起于都江堰（灌县），止于松潘。岷山道实际上是河南道，河南道得名于河南国，一般指吐谷浑，与我们今天说的河南省没有多少关系。岷山道实际上比河南道命名得更早，二者是一条道。早在先秦时期，岷山就以它的名字命名，大致走向是：从长江上岸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到青海湖畔吐谷浑都城以远。但在今川甘交界这段史籍的记述相对模糊，而我们要说的即是连接二者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古道——若求道，即若尔盖至求吉农区干道。
若尔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若尔盖县志》（民族出版社，1996年）中称，若求道进出农区道口有三：一是从阿西牙相经阿西茸羊圈沟、俄哥顺西下经牙弄、潘州到求吉寺；二是从达扎寺经打更沟、阿西茸八字口、同戈、俄哥顺阿西河下至求吉寺；三是从班佑翻越阿俄喀卡山口经巴西阿俄、康多、长安，顺巴西河经阿西茸牙弄沟口、潘州到达求吉寺，约50公里。从求吉向北至玛欧若噶隘口入甘肃迭部县境，经达拉可通岷县或舟曲。
达拉沟河谷
若求道实际上是达拉沟河谷，求吉河为达拉沟河上源之一，也称达拉河，藏语称达拉曲，长江支流嘉陵江支流白龙江的南岸支流。主源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北的岷山山脉喀降阿嗄附近。上游称包座河，由南向北流经上、下包座，在钦多纳巴西河，继续北流，至求吉寺后，称求吉河。求吉河四川境内流长89公里，流域面积1749平方公里。
达拉沟河于迭部县达拉乡甘沟村东（玛欧若噶隘口）入甘肃境。于达拉乡政府驻地东纳入高吉曲（长26公里），达拉林场附近纳入纳考曲（又名热泉河，长35公里）后沿达拉沟东北流，依次纳入拉孜曲、次哇等小支流后折向北流，于卡坝乡政府驻地东侧（达拉沟口）注入白龙江。主要支流有除包座河、巴西河外，还有高吉曲、纳考曲（又名热泉河）、拉孜曲、次哇曲等。
这条纵横交错的河谷，南北穿透岷山，成为岷山山脉中的一条通川古道，有一谷沟通甘川之说。当年红军长征走的正是这条古道。时属松潘县，故称松潘草地。1956年才成立若尔盖县。并在此进行了包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用于军事，若求道或达拉沟河谷在元朝就经历过一场著名的战役——蒙古灭大理之战。
达拉沟河谷
1253年9月，忽必烈督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分兵三路南进：兀良合台率西路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而进；宗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经茂州（今茂汶）趋会川（今会理西）以作牵制；自率中路经满陀城（今四川汉源北）渡大渡河，沿古青溪道南下，穿行山谷1000余公里，于十一月初进抵金沙江畔，遣使赴大理国招降。兀良合台的这一路军很明显走的是达拉沟河谷。当时，蒙古人从北方抽调十万大军，仅于达拉沟完成集结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此战，蒙古人挥军直入数千里，深远迂回攻占大理国，出奇制胜，形成了对南宋的南北夹击，对灭亡南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中国战争史上远程奔袭的著名战役。
比蒙古人更早的唐朝。李道彦，字号不详，陇西狄道（今甘肃秦安县）人。唐朝宗室大臣。武德元年（618年），进封胶东王，授任陇州刺史。贞观元年（627年），迁相岷二州都督、降封胶东县公。贞观二年（628年），击退吐谷浑军队。进袭吐谷浑，李道彦走的就是这条道。吐谷浑灭亡后，吐蕃的势力到达松潘一带，当时吐蕃士兵驻扎在松州（今松潘），在川西北高原和唐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若求道自然成了必不可少的战略要道。
古蜀国为周代诸侯国，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及融合，变为蜀人，并转型成封建制国家。传说蜀人起源于蜀山氏，从蚕丛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约前11世纪，蜀国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为“牧誓八国”之一。西周初期，蜀王杜宇自立为帝，号称望帝。杜宇在位时期，迁都郫邑，教民耕种，开疆拓土，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那么，三星堆文化中的“夏文化”是谁呢？答案只有两个字：“夏人”。更确切地说是当时生活在今川甘一带的氐人与羌人。
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氐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 注：“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道在今九寨沟、平武、松潘（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介绍过，氐人不是游牧民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在汉代，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羌戈大战 》是羌族民间史诗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叙述了羌人民祖先历尽艰难困苦，与魔兵战，与戈人战，被迫从西北迁居岷江上游的历史。传说，羌人的祖先木姐珠和斗安珠结婚以后生了九个儿子。他们率领自己的部落，赶着羊群，来到一个有山、有水、有平原的放牧的好地方，并决定在这草原上定居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木姐珠和斗安珠生的九个儿子繁衍生息变成九支人，这就是羌族的前世。但是，当时的草原上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健壮的土著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互相争夺牧场，经常发生战争。
这里的戈基人或为氐人，在与羌人战斗中，他们失败了，这也导致了氐人与羌人在今川甘一带的民族融合。受到压制的氐人同时南移，与古蜀人有了进一步和融合，在历史的长河里，古蜀文明自岷江上游兴起，而氐人与古蜀人一样起源于起源于四川松潘高原。
青铜器在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古蜀王国发展于四川盆地，受封闭的自然环境影响，古蜀王国文明具有非常独特的特色，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它们有的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
今天的学者们研究认为，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可能是古蜀先民祭祀时木质或石质或泥质人像佩戴的青铜面像，应是祭祀时的重要主体；青铜大立人像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其“环管状”手势应为祭祀或巫术需要，可能反映了古蜀先民原始的宇宙观；青铜神树应是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是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崇拜的体现。这中间理应有氐人参与其中的文化创造。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结果十分明显，在今川甘一带靠近西藏一带的羌人逐渐融入了藏族；靠近汉区的羌人逐渐被汉化成了汉人；吐蕃和唐朝势力都不能触及的地带，如茂县、汶川、理县等地的羌人则演变成了今天的羌族。但是，氐人并没有消亡，今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白马藏族就是他们的后代。
白马藏族也叫白马人，被定为藏族，但长久以来，其语言、文化都和其他藏族人有比较大的差异
。对白马人族属研究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即“氐人说”、“羌人说”和“藏族分支说”。但在2012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家对白马人进行DNA研究后发现，他们是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与藏族并不同源，其祖先应该来自氐羌。这与《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六》中所说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是吻合的。
白马人，不接受其他的民族信仰方式，也不信佛，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自然神和祖先神。“叶西纳蒙”藏语音译，亦称“白马老爷”，就是四川平武白马人崇拜的山神。以距王坝楚2.5公里处的独峰石山作为化身。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祭祀三次，每三年大祭一次。
鸿飞《白马藏人的原始综合艺术》中说，传说白马河同羊马河汇流的地方，中间夹着一座小山，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要祭祀他，人们说它就是白马老爷，是最受人们尊敬的神。白马老爷是个过路神。一天夜里，他从文县赶到峨眉山去，走得很急，这是因为神仙只能抓紧时间走夜路，天一亮就走不动了。当他路过罗通坝时，刮风了，打雷了，下雨了；天在崩，地在抖，山在塌，水在涨；庄稼眼看要被淹没，牛羊眼看要被冲走，房屋眼看就要倒塌。白马老爷便停下来做法术，于是，风停了，雨住了，雷哑了，水退了；庄稼保住了，牛羊保住了。正当白马老爷要上路时，鸡叫了，天亮了，他再也走不动了。从此，白马老爷就在这里住下来，保佑人们（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6期）。
“叶西纳蒙”在甘肃的传播影响是很广泛，十多年前，我在靖远、会宁、静宁一带考察采访时，还发现当地的寺庙里供有白马老爷，显然，这是受到了白马人的影响，只不过，当地人给了它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白马将军。而流行于甘肃文县一带的“池哥昼”，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白马人的喜怒哀乐，让我将它与三星堆青铜人面像联系在了一起。
关于“池哥昼”有一个美丽传说：
白马人最早有白马四兄弟、两个媳妇和一个小妹，曾经翻山越岭，云游天下。有一天傍晚，他们走到四川境内，筋疲力尽，饥饿难当，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便前往投宿。小妹上前去敲门，开门者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四川小伙子。小伙子见眼前这位美如天仙的白马姑娘，顿时喜出望外，心想可能是仙女下凡到他家来了，急忙招呼他们进来，拿出好茶饭招待，并再三挽留多住几日。
白马人一行盛情难却，就在小伙子家里住了下来。某天，小伙子想约姑娘出去玩，却又不好意思，便从火中取出一个“黑火糟”，趁姑娘不注意，往她脸上一抹，转身跑出门去。姑娘见是小伙子，急忙追赶，在小河边追上了小伙子。河边垂柳依依，河水泛银，皎洁的月光下，白马姑娘和小伙子漫步河畔，相依相偎，倾诉爱慕之情。
白马人
由于白马人有严禁和外族通婚的禁令，这位姑娘被开除族籍，白马四兄弟愤然离去。无奈之下，姑娘只好落户四川。十几年过去了，白马姑娘十分思念故乡的亲人，就和小伙子带着孩子，一路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回娘家探亲。白马山寨里亲人相见，抱头痛哭。
后来，白马藏人为了纪念这几位弟兄家人，就把他们刻成面具。四弟兄叫“池哥”，两个媳妇叫“池姆”，白马姑娘和四川小伙子叫“池玛”，还有个小孩，就是“池玛”之子，叫“猴娃子”。
白马人把他们当成山神崇敬，每年正月举行“面具舞”活动进行纪念。同时，白马藏人沿袭了白马姑娘和四川小伙子往脸上抹“黑火糟”的相爱方式，每年农历正月十七用抹锅灰请客，青年人用这种方式谈情说爱，成为白马山寨里一种独特浪漫的习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文县池哥昼，2008年）。
对于白马人来说，“池哥昼”既是面具也是舞蹈，同时又是一项神圣的祭祀活动，不能轻易跳。每年正月十五日跳完以后，即将面具、服装、道具等收藏起来，要等到来年春节再跳。平时不能随便将面具拿出来。一般由九人表演，均为男性，扮演的人物均来自上面的传说。舞蹈者头戴面具，扮成“山神”、“菩萨”、“小丑”等模样，挨家逐户地欢跳，意在为村民驱鬼除恶、驱邪消灾、避难免罪。“池哥昼”面具与三星堆祭祀青铜人面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中间隐藏的是，川甘两地因为地理的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融合，以及共同的文化创造。
在地图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今甘肃境内流向成都平原的河流密布，这些河流，在战争的年代是生死存亡的军事之路，也是地理造就的文化之路、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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