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汲郡汲县（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作为战国晚期魏国史官主导编纂的史学作品，记载了五帝和夏商周时期历史的《竹书纪年》，有着很大的学术价值。
根据史料记载，《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到了明朝出现了完整的二卷本。因此，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
近百年间，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存在不同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可谓“百花齐放”。譬如：
“古本《竹书纪年》为真，有重大价值；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但仍有一定价值”、“今本《竹书纪年》是珍宝”、“今本《竹书纪年》有后人增益篡改处，恢复原状即可”、“古本《竹书纪年》真，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等多种观点。
基于规避争议的考虑，我就以 “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述为例，跟大家简单聊聊这本“有趣”的小册子。
一
由于年代久远，五帝和夏商周三王史在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纵观各家说法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
在儒家理想化的描述下，“五帝和夏商周三王时期”，成为了历史上黄金时代的代名词。不过，在《竹书纪年》中，五帝和夏商周三王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阴谋。政权更迭，绝非儒家所描述的文明禅让或义师之举，都是阴谋与暴力的结果。
五帝时期的相关资料共4条，都与帝舜“争锋”有关。“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尧舜禅让的故事，一直是儒家宣扬的典范。但在《竹书纪年》中，舜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为了获取帝位，舜先是趁帝尧年老，将其囚禁；为防其子丹朱作乱，他在切断帝尧与丹朱之间联系的同时，假意为其立城，消除其疑心；等到他掌握大权后，舜立刻将城夺回，并将其流放至丹水。
值得注意的是，在《竹书纪年》中，作为周人始祖的后稷，是将丹朱流放到丹水的第一执行者，是如假包换帮助舜夺权的“帮凶”，其圣人形象在这里被完全颠覆。
有关夏朝的相关资料共3条，分别记载了夏初与夏末两件故事。“益干启位，启杀之。”“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日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发生于夏初的“益干启位，启杀之”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舜夺尧位的翻版，只是结果不同：舜成功地击败了储君丹朱，而益则为储君启所杀；至于夏桀元妃末喜氏，因遭遗弃而与敌国之臣伊尹“勾结”“遂以间夏”的故事，完全是战国时期常见的“阴谋”。
有关商朝的资料共3条。“汤有七命而九征。”“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除第一条记载了商汤以武力征服天下外，其余两条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商初名相伊尹与第四人商王太甲争夺王权的故事。（商朝第三任国王）仲壬去世后，伊尹流放太甲于桐（宫），并自立为王。太甲在蛰伏了七年后，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王位。
要知道，《史记》中的“伊尹放太甲”，是儒家古史体系中的美谈。“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有关西周的资料共5条。“（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共伯和干王位。” “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
前三条记录中的“武王伐商”，根本看不见孟子所说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内涵；后两条记录的发生于西周晚期的“共伯和（诸侯之一）干（周厉王）王位”一事，与舜囚尧、益干启、伊尹放太甲的性质如出一辙。
二
说到这儿，相信不少同学已经感慨了：原来“真正的历史”居然如此“毁三观”！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儒家古史体系代表的《史记》和《竹书纪年》，为什么在叙事上如此大相径庭？
我个人认为，二者的大相径庭，完全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产物。尽管在“百家争鸣”中，儒家思想没有占据碾压式的优势，但拥有着大量拥趸却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春秋》所宣扬的“微言大义”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甚至具有儒家历史观的《尧典》也被纳入到了《尚书》。一言概之，儒学的历史观在当时可谓大行其道。
实际上，只有法家的历史观念是与儒家截然不同的。譬如韩非子就曾质疑儒家称颂的尧和舜，在提出“远古社会落后于当世”见解的同时，指出“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而由（晋）魏史官主导编撰的《竹书纪年》，其内涵更倾向于与儒家“唱反调”的法家和兵家。“三家分晋”后，作为魏国开国君主的魏文侯（公元前472年—公元前396年），不仅重用法家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还重用兵家吴起为将，壮大军事力量。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人阶层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优异表现，让魏国一跃成为了中原霸主之一。
与此同时，他还拜孔子的弟子子夏为师，邀其定居于魏国西河讲学设教，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卜商，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尊称卜子
可以说，在魏国这个“新兴国家”境内，儒家、法家等多个派别的思想，发生着比较激烈的碰撞，使其成为了当时政治和文化矛盾的焦点。因此，在魏国出现与儒家历史观相对峙的著述，也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这部终结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的历史著作，完全可以看做是为有着法家政治倾向的魏襄王“摇旗呐喊”的历史著作。史料记载，魏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18—296年) 的治国战略，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来回摇摆。他们与秦国时战时和，在政治、军事上偏向法家和兵家，但在文化上并不排斥儒家。
魏襄王曾经接见过孟子，不过孟子对于他的评价很差。孟子认为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在谈到政治策略时，孟子讽喻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由此可见，魏襄王对孟子所推行的“儒术”，并不是十分感冒。
魏襄王死后，魏国的儒臣们立刻设法将包含《竹书纪年》在内的多部“异端”图书一起陪葬，不动声色地淘汰了这部与儒家历史观唱反调的史籍，巩固了儒家史观在魏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竹书纪年》出土后，在玄学兴起、儒学思潮相对低落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流传甚广，不少书籍将之视为信使。
到了唐朝，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局势的稳定，统治阶级及学者们对待《竹书纪年》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分化。
统治阶级自然知晓儒家思想对于稳定统治的重要性，因此一直试图恢复儒学史观。主流学者们大多视《竹书纪年》中的著述为“异说”，但还有一些学者对其持开放态度。譬如为《史记》做注释的司马贞、张守节等，就多引用其文。因此，在思想比较包容和开放的唐朝，官方还是保存了《竹书纪年》全本。
到了宋朝，在官方权威的图书名录中，已经看不到了《竹书纪年》的身影。可以猜测，《竹书纪年》要么亡佚于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也有可能被深受儒家影响到宋朝士人们“开除”了。
总之，这部与儒学历史观相对立的《竹书纪年》，可谓命运多舛，屡次因不合于儒学构建的历史体系而多次遭到官方封杀。不过，尽管其大部佚失无存，但仅存的历史异说，就足以对儒学的历史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史记》和《竹书纪年》在叙事上的巨大差异，其本质是儒家和法家互相博弈的结果。因此，双方叙事“孰对孰错”，由于时间久远以及出土文物/文献数量有限等多种原因，在当下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众专家们的努力下，历史的真相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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