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语法角度上来看,“天高皇帝远”和“民少相公多”是一组极其工整的对偶句。句中,“天”对“民”“皇帝”对“相公”,丝毫不乱。其中,“民”是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相公”是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的蔑称,两个词语对应的分别是两类群体;而“天”是对苍天的专称,所以按照对偶规则,“皇帝”也应该是专指某一个皇帝,而不是多个皇帝。
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杨讷,亲历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目睹农民起义的反抗怒潮,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应该专指元顺帝。
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次,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并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科举和打官司等诸多方面享受不同等次的待遇,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到了元顺帝的时候,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将士堕落,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元顺帝曾以脱脱为相,以图刷新政治,帝国中兴,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脱脱遭馋退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味地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窘迫,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元顺帝宁可专心致志地学“行房中运气之术”,也不处理朝政;宁可别出心裁地设计船舶、制造宫漏,也不关心国计民生。1368 年,朱元璋攻破通州后,直逼元大都。看到元朝大势已去,元顺帝索性逃回漠北老家。
在上都喘息期间,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招降,元顺帝让使者给朱元璋带去了一首诗: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在这首《答明主》中,元顺帝承认元朝气数已尽,但却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本来是自己走投无路、仓皇北顾,反倒被他说成皇恩浩荡、完璧归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元顺帝的麻木不仁和荒唐可笑。
洪武二年六月,元顺帝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思宗”。朱元璋因其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背城一战,而是选择了逃窜漠北,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故称其为“顺帝”。曾经横扫中原、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声讨中土崩瓦解,沉寂为短命王朝;而这位名叫脱欢贴睦尔的乌哈图可汗,则在“天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的呐喊中狼狈逃窜,沦落为亡国之君。朱元璋把他称作“顺帝”,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莫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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