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
【鉴赏】 孟子认为君子有恒定的三种乐趣:父母健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种乐趣;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种乐趣。君子有三种乐趣,但并不包括实现以德服天下这一常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君子,在《孟子》中是指在位之人或有德之人。如《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之“君子”是指在位者,《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君子”则指有德之人。总的来说,“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就是说,君子和常人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道德良知存放在自己心里,时刻不忘。孟子这里说的君子,侧重于伦理道德;他所说的三种乐趣,是三个渐进层面的乐趣,侧重在德行而非政治。
孟子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作为第一种乐趣。希望父母健在,这是孝,希望兄弟平安,这是悌,君子的第一种乐趣实际上与传统的孝悌观一致。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核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孔子认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扩展开去,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就是说,孝悌不仅是做人的基础,也是行为处事合乎规范的前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看法,他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把孝悌看成“尧舜之道”的核心,而尧舜之道在孟子看来,莫外乎仁义礼智等伦理德行以及仁政王道。孟子把他的性善说以及随之而起的仁政主张,都建立在人先天具有的“不忍人之心”上,而“不忍人之心”就其本质而言,与孝悌是相同的。因为只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才可能扩展开去爱别人。换个角度说,孝悌也是孟子学说的基础。因此孟子才会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作为第一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第二种乐趣。这主要是就人的行为而言的,为人处世合乎道义,对得起天地良心,从而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就是说,人天生就具备了各种道德本性,只要反躬自问,自己是忠诚踏实的,就能获得最大的快乐。无愧于天地良心的判断,则需要个人的扪心自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因为孟子认为人固有仁义礼智四端,要实现这些良知良能,一方面要扩充,另一方面就是要“思”:“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同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同上)孟子认为人只要时时反思,充分扩充自己固有的四端,就可保有“本心”(同上)。保有“本心”,修身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政则可以行仁政,修德养民。所以,言行举止能合乎自己的良心本性要求,做到问心无愧,既是德行修养的方法过程和美好结果,也是个人实现理想人格的必经阶段。故孟子把它作为第二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第三种乐趣。当一个人内能孝外能悌,能扩充自己先天固有德行,做到一切行为合乎道德的要求,无愧于天地良心的时候,他已成为了君子,是得道之人了。得道之人完成了个体人格的完满自足,但这还不是儒家成人成德的最高目标。只有把个体的得道扩展为整个群体的道德提升,进而实现孟子所宣称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时,君子才实现了成德的最高目标,进入圣的境界。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兼善”除了在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应该是良知良能的扩充和德行的提升。而要实现这一最高理想,离不开教育。当然,君子不可能面对天下所有百姓传道授业,可行的方法便是得到天下英才,启发他们的心智,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传授他们知识,进而通过他们把道遍传天下,为社会所用,泽惠百姓。所以孟子把这作为第三个层面的乐趣。
孟子不把“王天下”作为人生三乐之一。这是因为以德服天下只是看重君子个人单向的德行影响力,而忽视了君子化育天下的责任,忽视了君子之为君子的本性。所以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就是说,君子真正的快乐不是拥有广阔的疆土和众多的百姓,也不是居天下中央,安定天下百姓,而是实现自己的本性——扩充不忍人之心,使仁义礼智各种德行完满自足,最终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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