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杀了嫡亲的侄儿,哥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弟弟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连叱咤风云的父亲李渊看到这违背天理人伦行为,也徒唤奈何。看到儿子、孙子被杀,也屏声敛气,不发一言;或许只有内心滴血哭泣、肝肠寸断的份。从人伦、道德的角度,李世民一定会站在道德的被告席上,受到道义的审判;但历史却不是简单的对错题,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历史也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原谅了弑兄杀弟逼父的李世民,甚至颂扬李世民。有时果断与残忍,冷血与柔情,英雄与屠夫,是很难有明确的界线的,关键是你看问题的角度,从民族的、国家的角度,或许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由此,也想到许多的开国之君,他的使命是巩固政权,只要巩固了政权,做些出格的事情,都能获得谅解。司马迁在悲愤中,为韩信深鸣不平,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命运和韩信一样,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但从巩固政权和社会发展来说,历史上总有令人叹惋的悲剧人物作为牺牲品,或许牺牲更有价值,韩信大概也不例外;起码获得的是同情,而不是谴责。由此,还想到用艺术的浪漫手段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这里面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受折磨而死的宋徽宗。李煜哀婉凄恻的词,动人心魄,让人赞叹;亡国之君,被俘毒死,令人叹息。宋徽宗更是如此,绘画书法造诣颇深,但治国却让人不敢恭维,所以后世有“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之叹。艺术与政治有关联,但又有不同。艺术为政治服务,但艺术代替不了政治,它们是表与里的关系。何况艺术和政治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浪漫与现实,智慧与计谋,情感与理智,多情与无情,想象与手段,务虚与务实。这些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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