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与陈世骧》之误

众声·回音

7月5日《上海书评》刊出一篇《阿克顿与陈世骧》（以下简称《阿》），文中绝大部分材料取自Harold Acton的两本回忆录《唯美者之忆》（Memoirs of an Aesthete，1948）和《唯美者续忆》（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1970），但对原著的转述多有讹误，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

无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上，还是在卞之琳、萧乾、金克木等中国友人的回忆文章中，Harold Acton的中文名字都是艾克敦，不止是作者所称“赵毅衡译作‘艾克敦’”。艾克敦1932年春来华，到北平后很快结识了正在北大外文系任教的张歆海、韩湘眉夫妇。二人欲招揽其到北大，艾氏想继续游历中国而谢绝。1932年冬，艾克敦返回北平，后接受温源宁的邀请，1933年3月起到北大授课。这时他已接触过北平其他大学的一些教师，发现他们对教书既无兴趣又无责任心，对学生敷衍轻慢，无法满足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求知欲。艾克敦虽对西方文化本身并不推崇，却“对中国人具有天生的同情和进一步了解的愿望，此外，也觉得自己有些东西要传授，有更多东西要学习”。《阿》文将他决定去教书的动机描述成“只为探索中国青年的心灵”，失之简单。

艾克敦无疑是位十分认真尽责的老师，回忆录中详细回顾了自己教书的内容和心得观感，对系中师生有许多记叙，是一篇极好的史料。《阿》作者说，“他在课堂内外仔细观察学生，喜欢看戏的人英语都说得字正腔圆，而文章写得好的书呆子几乎语无伦次”。但艾克敦此语并非对中国学生英文能力的总结，原本是说，艾克敦在英国文学课上讲到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和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的喜剧时，让学生朗读，学生十分踊跃，效果奇佳。很多人具有表演天赋，而读得最好的是喜欢看中文戏剧的人，光是爱读书、能写文章（但不爱看戏）的学生读得几乎听不明白。

在叙述艾克敦与陈世骧相识经过时，《阿》文作者插叙一句 “阿克顿是著名的同性恋，据说最喜欢年轻的中国小伙，他在描写外国人在北京的小说《牡丹与野马》中写主角爱上中国男孩杨，对杨一见钟情”，不免突兀。《牡丹与马驹》（Peonies and Ponies，1941）的主人公菲利浦确有艾克敦本人的影子，但小说中的孤儿杨宝琴是菲利浦看戏时迷上的男旦，后收为养子，用心教导，无奈杨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无体认，一心向往西方文明（详见葛桂录《西方文明危机与东方文明的救助——论哈罗德·阿克顿小说里的中国题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与陈世骧的形象并不相符。《阿》文称“暑期陈世骧与同学一起去拜访阿克顿，阿克顿建议陈回校与他同住，陈‘勇敢地’接受了邀请”。而据艾氏忆称，陈世骧与蒋炳贤（书中的Mr. Chiang）是班上同学中首先敢于同他打交道的，一起登门拜访，当时谈话还很拘束，没有深入交流。

就在艾克敦赴北大任教之时，时局已逐渐紧张。1933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进一步逼向华北，在长城沿线展开激战，平津人心惶惶。艾氏曾在《为北大三十五周年干杯》（“Kan Pei On Peita’s Thirty-Fifth Anniversary”，载1933年12月17日校庆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中记叙了飞机在沙滩红楼上空盘旋，投放传单，师生在课堂上读莎士比亚的动人情景。5月下旬，华北当局正式允许平津国立学校教职员和学生自愿离校，各校实际上已经停课，包括陈世骧在内的大量学生返乡避难。陈世骧老家在河北滦县（书中写为“距天津三十英里的村庄”），也是受战事影响的地区。陈回乡后生活萧条，无书可读。7月初，艾克敦从蒋炳贤那里听说陈世骧“手头拮据”，便提出让陈返回北平住到自己家中，陈接受了艾氏的邀请。这在本质上是国难期间老师对困难学生的热心援助，不必过分解读，同学更不至于浅薄到“嫉妒得眼睛发绿”。

艾克敦生日当天，陈世骧和几位同学到艾氏家中聚会庆祝，陈吹奏长笛助兴。坐在中式庭园里，听到古意盎然的笛声，艾克敦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者，他在那一刻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幻想中的那个世界。回忆录中借用华兹华斯《孤独的刈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来表达艾氏所感。诗人听不懂刈麦女的歌唱，却如闻天籁，生出无限遐思，内心感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引文中虽有“抚慰疲惫的旅客”，但与普通思乡情绪无关，并非《阿》文作者理解的“旅居异乡的心境”。

《阿》文对艾克敦中文水平的描述有失准确。定居北平后，艾氏请了一位中国老师周一民（音）到家中教授，远离外界干扰认真学习，但效果并不太理想。那位老师不懂英文，教学方式是“他指着东西说出名字，我像鹦鹉一样跟着重复。故而我的词汇量所增无甚可喜（Thus my vocabulary expanded without much celebration.）”。汉语声调和同音字对艾氏而言也难于分辨。到了作者笔下，却变成了“他的中国老师非常有耐心，他自己‘鹦鹉学舌’，进步很快”。艾氏回忆录中引用过《红楼梦》的情节，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能读懂原著。此书早有多个英译选本问世，以他的兴趣和修养，熟知这部名著不足为奇。事实上，同洪涛生一样，艾氏自己翻译中国作品时也都是与精通中文的人合作，无法独立完成。除与陈世骧译出《中国现代诗选》外，他还与北大外文系另一位学生李宜燮合译了《如胶似漆：醒世故事四则》（Glue and Lacquer: Four Cautionary Tales，选自《醒世恒言》），并与他的老师周一民和汉学家阿灵顿（L. C. Arlington）分别合作译出了两部京戏唱本选集，但只有后一部得以出版（Famous Chinese Plays，1937），前一部书稿不幸毁于战火。

1948年2月，艾克敦陪同母亲到美国探望亲友，他在加州与陈世骧相聚，重拾译事。《阿》文将此概括为“正值陈与妻子姚锦新离婚不久，阿克顿提议合译《桃花扇》，因为翻译可能比创作更要求全神贯注，这反倒能给予陈慰藉，使他忘却烦恼”，是把翻译的动机狭隘化了。艾氏回忆录中并未提及陈离婚一事，只聚焦于时代背景。其时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失去民心，由抗战结束时的胜利者迅速走向败亡。陈世骧内心愤懑痛苦，在陆机身上找到共鸣，翻译《文赋》便是借此抒怀。他将英译本题为《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对《文赋》的写作时间详加考订，表明陆机正处于政争汹涌，身不由己的时期，以求通过文学安顿心灵，重建秩序（详见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载《淡江中文学报》第18期）。也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陈世骧最终决定留在美国，传递中国文化之光。他与艾克敦合译以明清易代为背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也同样具有现实观照（had a bearing on recent history）。选择《桃花扇》，当是出自陈世骧而非艾克敦的提议。

艾克敦回忆录中写到同陈世骧重逢时笔调平实、内容严肃，《阿》文却透出一种原著中没有的暧昧气氛。所谓“两人经常坐在校园草地上，有小鸟和松鼠在身边跑来跑去；或者去海边，看沙滩上海水冲上来许多海带同小水母”，实则是记叙他们合作翻译的情景。二人“常在伯克利校园中一处青草覆盖的山坡上工作”，到卡梅尔海边也并非悠闲观赏风景，而是“带着书坐在海滩上，身旁是被海水冲到岸边的抽象派雕塑般的浮木和长长的海藻、搁浅的水母”。作者还拈出两处彼此没有关联的“情”，置于一处，暗示二人旧情复燃，即陈世骧在翻译文赋时“按照阿克顿的意思，将‘情’字译为‘ordeal’（试炼 / 煎熬）。阿克顿说，‘离别削弱一般的情感，但是会给伟大的恋情火上浇油，犹如风吹灭蜡烛，却能助燃大火’（Absence weakens ordinary passions, but inflames great ones, as the wind extinguishes a candle, but fans a fire.），应是有过切身体会”。陈世骧译《文赋》字斟句酌，难解之处多次向艾克敦请教，采纳其意见。1948年《文赋》初版译本中阐述了十六处概念语汇的含义和译法说明，将“情”译为“ordeal”即为其中一例。此处出自《文赋》开篇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意为自己写文章时，更能体悟到他人创作的甘苦。陈将后两句译作“When I compose my own work, I am more keenly aware of the ordeal.”，指出“情”兼具主观经验与客观境况两种意义，“ordeal”（试炼）一词既有创作时尝试锤炼表达这层含义，又体现了写作者个人情绪上的感应。这个“情”与私情无关，而作者引用的那句英文中的“passions”（激情）也不应译为“恋情”。此语本出自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公爵（Frankgois de La Rochefoucauld），艾克敦回忆录中只是转引。作者略去了艾氏书里打上的引号，后半句“-and absence had inflamed my passion for Italy.”（离别燃起了我对意大利的激情）也没有提，对读者不无误导。

艾克敦祖上为意大利贵族，母亲为美国大亨之女，家产丰厚，买下佛罗伦萨郊外一座十五世纪庄园（Villa La Pietra，在其身后捐赠给纽约大学），艾氏在那里度过童年。艾克敦与陈世骧合译《桃花扇》的同时，也在创作一部以那不勒斯为背景的小说。在美居留期间，喧嚣的现代工业社会令艾氏处处感觉格格不入，于是他开始怀念故乡，觉得佛罗伦萨还保存着传统之美，有“永远年轻的缪斯在等着自己”。1945年，艾克敦之弟猝然病逝，考虑到年迈的双亲无人照看，他不得不放弃战后回北平的计划。到旧金山后，艾氏从来拜访陈世骧的中国友人口中得知中国时局江河日下，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回到曾在北平度过的繁华岁月。不久，他就返乡定居，致力于意大利历史研究，未及译完的《桃花扇》也从此搁置。

此外，《阿》文中提及的陈世骧与姚锦新离婚一节，也值得多说几句。1946年北大复校后，向陈世骧发出了西语系教授的聘书（《北京大学史料 第四卷 1946-19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03页），但陈始终没有就任。姚锦新认为“在美国研究中文是没有出路的”，且思想左倾，希望早日回国，陈却一再拖延，令她大为失望，终于提出离婚，于1947年秋独自离美返国（李西安《学业的导师 为人的楷模——女音乐教育家姚锦新》，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但二人感情破裂，在政治立场和人生走向的分歧之外，或许还别有原因。1997年起，陈世骧的好友夏志清在台湾《联合文学》上连载系列文章《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文中披露了一桩轶事：陈世骧“曾同美国名诗人Muriel Rukeyser（1913-1980）有一段情，且生有Michael一子，从母姓，由其母亲养大”，此子长相“酷似其父”（《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150页）。近年庄信正在《追忆陈世骧》（载2014年1月31日、2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一文中沿用此说，亦称“那孩子长得像煞陈先生”。

穆丽尔·鲁凯泽193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便获得好评，此后不断创作，诗艺精进，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她于1944年搬到旧金山，1945年同一位画家结婚，旋即离异。1945年，陈世骧受聘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任教，偕姚锦新迁居加州。1947年9月，也就是在陈世骧离异不久，鲁凯泽生下一子，取名William Laurie Rukeyser，随母姓。威廉是她的独生子，应是夏志清所指。她之后未再结婚，独自抚养儿子，从未对外透露其生父的身份（Jan Heller Levi, “Muriel Rukeyser”,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11）。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鲁凯泽档案中，存有她与陈世骧1951至1963年间的通信（1951年鲁凯泽携子离开旧金山，到纽约定居），可见二人确有来往。

然而今年出版的美国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夫妇的书信集第三卷中，编者注称鲁凯泽曾对家人密友透露，威廉的生父是罗宾逊之子唐南·杰弗斯（Donnan C. Jeffers），唐南本人却从未承认，其父母也不知情。据称，鲁凯泽怀孕后曾找唐南交涉，当时唐南已经结婚，拒绝对与鲁凯泽的孩子负责，并与她断绝来往。1947年9月，在威廉出世前数日，唐南的夫人（Leota Waggener）也生了一个儿子（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Robinson Jeffers, with Selected Letters of Una Jeffers, Vol. 3, 1940-1962, Ed. James Kar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50, p. 482, p. 669）。书信集的编者联系了杰弗斯家族的大量亲友（致谢中也有威廉·鲁凯泽之名），获得的信息当为可靠，不过鉴于鲁凯泽和唐南的血统，二人之子若真如夏志清所言生得一副华人相貌，未免诡异。 包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