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滑坡背后的“制度时差”

在一个梦境般的黄昏，微型货车碾过两岁女孩小悦悦的身体。女孩的手无助地向上抬了几下。过往的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受难的同类。在那段缓慢流逝的十几分钟里，她孤单无助地躺在血泊中。女孩受难图片出现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那醒目的标题刺痛了我的神经——《冷漠国人任由女孩受难》。在这个时刻，我知道“国人”指的是谁，因而更加感到羞愧。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这些令人疼痛和羞愧的场景？

用道德滑坡来解释问题最为简单，也最为无用——这实际上是将结果当作原因，等于什么都没说。道德者，道—德也：道是社会的运行规则，德（得）则是社会运行规则在伦理学层面的体现。如果社会运行规则出了问题，那么，大多数人的道德就不可能没有缺陷。离开了保障个体尊严的体制，人对人的忽略和伤害就在所难免。最近出现的许多事件都伤害了被忽略的底层个体——他们是人，却被自己的同类所忽略、轻视、伤害，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

在我看来，这裂痕恰恰源于当下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引入市场经济体系，但却没有全面引入相应的游戏规则（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制度设计），因此，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存在“制度性时差”。市场经济以个体为本位，与之相应的社会体系必须承认人的平等、尊严、自由，保证他们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变革应该全方位地展开，否则，社会裂痕就会逐渐显露出来，造就包括道德滑坡在内的各种社会危机。

在西方建设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此类裂痕就出现过——经济上已经走向市场化，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集权体系（如王权）却未被及时消除。于是，有权者趁机圈钱圈地圈人，“羊吃人”、奴隶贸易等人间悲剧长期困扰着西方人。这并非市场化之罪，而是由于特权阶层的肆意妄为。要消除它，就必须消除特权。消除特权和倡导平等，是16世纪到20世纪西方世界总的进化轨迹。譬如，18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以摧毁特权阶层为目标的。但革命只是手段，真正保障人人平等的只能是体制。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逐步完善，平等和自由原则在阶级、性别、种族维度开始获得全面实现。

反观中国的当下现实，我们会发现道德危机之源：由于缺乏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文化体制，普通人往往处于没有权利的失重状态，掌握权力者则迅速升至社会食物链的顶端；有权者和无权者不对等的处境造就了新的社会层级；底层个体无力展示自己的意志，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与强者抗衡，处于近乎不存在的状态，经常要承受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与此相应，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等级主义思潮，曾被严厉批判的封建意识沉滓泛起，尊—卑、贵—贱、高—低的二分法支配着许多人的思与行；在这种语境中，底层个体的权利被否认、轻视、忽略，甚至难以显示其人类身份；对于不少人来说，他们即使不被忽略，也不过是些卑微的“物”，其苦难或幸福都是“物”的属性。这已经不是道德的滑坡，而是道德的缺席。它表明中国社会的裂痕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

哪里有危险，拯救性力量就应该在哪里生长。道德危机是浮上水面的社会症候。它不过是标，暗示着危机之本。这“本”就是中国当下制度设计的“内部时差”——市场经济已经如火如荼，相应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却没有跟上，平等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曾经出现过类似问题的西方为我们预演了解决危机的路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些经验，逐步消除制度层面的“内部时差”，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创造性转型。离开了这个层面的考量，单纯提倡道德复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它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遮蔽真正的问题。这才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