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9月2日，为了赞助出版马礼逊的《华英词典》，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印刷工汤姆斯从伦敦到达澳门，随船带来活字模型、纸张和其他必需品，宣告东印度公司印刷所的成立，也从而奠定了广州商馆汉学研究的基础。如果说澳门印刷所是汉学研究与传播的发动机，那么汤姆斯就是这台机器的操作者。他于 1825 年 3 月乘公司船“伦敦号”返回英伦。在华的11年间，汤姆斯不但印制了自己的英译叙事诗《花笺》，而且为澳门印刷所印刷书刊计12种。对此，晚近有学者苏精曾简略介绍汤姆斯在澳门的情况，提到其身份卑微，但待华人和葡人工匠友善; 同时他提出:“汤姆斯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实在远胜于绝大多数志在来华谋利的公司职员。”
然而，这样一位身份卑微的印刷工，何以成为精通汉文的翻译家?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汤姆斯身兼排字工、印刷工、审稿人与修订者，并得到不懂英语的当地人协助。在印刷车间工作时，他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余暇沉溺于各种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了中国诗歌《花笺》。他在1853年回忆当时自己学习汉文的刻苦情景:“为了使用中国的诗意语言，我经常借助萤火虫的光学习，早上早得可以去驾驶阿波罗的战车。”事实上，当时的广州商馆已经开始培养汉语人才。例如年轻的书记员德庇时就被免除其他工作，专心研习汉文，在 1815 年就发表了英译《三与楼》。汤姆斯很快也在1818年12月完成了《宋金郎团圆破毡笠》的英译。在译作序言中，他向马六甲的米怜致谢，因为该译作的注释得益于米怜关于中国风俗的作品;同时他特别感谢马礼逊，披露自己所获微薄的汉语知识，实是受惠于马礼逊的文学和宗教作品。汤姆斯的成功，主要归于他自学成才的勤奋，此外可能也受惠于他的工作(雕刻字模、排版、文稿审读与校对)。因为马礼逊在1815年《字典》“导言”中提到:“对学习汉语的欧洲学生而言，作者建议特别注意字符，作为最终获得语言的最快捷、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在中国任何事情，超越口语交际的共同的地方话题，当被用罗马字母表中的字母表示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难以理解。文字必须呈现于眼前，或心灵，才能被理解。”由此，汤姆斯的学习成功案例成为马礼逊主张的佐证，后者认为欧洲人学习汉语应注重字符。当然，在多年之后，汤姆斯还将自己著作的荣誉奉献给斯当东爵士，因为后者被尊为英国人中汉语研习生之父。当时在西方人看来，汉语是最难学的，所以汤姆斯认为自己和马礼逊、米怜堪称冲破语言障碍、成功学得汉语的光荣三人组。
汤姆斯的汉学贡献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印刷工，他不但解决了汉字与英文字母并置的字模问题，完成了印刷马礼逊的字典，而且印刷了当时广州商馆人员的著述与译作，从而催生了广州( 澳门) 的侨居口岸汉学研究;
二是他的翻译成就，首先是于1820年出版了英译《宋金郎团圆破毡笠》，这个译本1827年又被译为法文，同德庇时的《三与楼》一起，被收入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编译的《中国故事》第三卷。此外，1824年出版的英译《花笺》，曾两度受到雷慕莎的高度赞赏。
再次是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最为突出的是1851年出版的《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即英译《博古图》;以及1829年出版预告的英译《中国史》，译自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最后是关于《本草纲目》的序言和内容的翻译，该作有20卷，配有100多种中草药标本图案。1826年汤姆斯将该译作呈献给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此外，他还在《亚洲杂志》、《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报》、《每月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学译作与论文。同时，他还是1836-1838年间《每月杂志》的印刷商。可见，汤姆斯回到英国后仍然坚持着汉学研究。
汤姆斯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与马礼逊、德庇时的横向比较来考量。汤姆斯认为中国人没有史诗类型的诗歌，也缺乏古希腊罗马诗人作品那样的美感。中国大多数诗歌都是即兴创作的短诗，同时，凡是能写字的中国人，都喜欢写诗。他认为这个现象可能跟科举考试中命题作诗有关。然而，科举考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多数人因此依赖于书籍与个人天赋，但没人拥有天才和创造性的想象力。有类于此，马礼逊断定诗歌之所以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是因为诗歌可以指引人们去了解人性的热情或感受，符合中国政治家的教化训诫的理想; 他同时提到: “我们相信中国人没有能被称为史诗的东西。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都是流行歌曲的集子，应政府的要求而作，为了探知当时的民情，成为中国君主获得正确资讯的一种途径。”可见，他也认为中国人没有史诗，同时也关注到诗经传统。汤姆斯和马礼逊对中国文学的想法比较接近，而德庇时则大为不同。德庇时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比较晚，直到1829年才发表《汉文诗解》，并有意识地运用欧洲文学的纯文学立场来分析中国诗歌。由此可见，在19世纪初期广州汉学群体里，汤姆斯应该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诗歌的汉学家。
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汤姆斯还直接挑战百年前的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杜赫德。杜赫德在1735年出版了法文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英国很快就出现了2个英译本，一个是由布鲁克斯翻译、由瓦茨于1736年12月出版的四卷英文节译本，另一个是凯夫在1738年和1741年出版的两卷全译本。该著作被后人称为“欧洲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圣经”。显而易见，杜赫德深刻影响着英国早期汉学的发展。然而，汤姆斯却大胆指出:“杜赫德在他的诗经分类和对该著作的好几处评论上犯了一点错误，读者通过细读由著名作家所撰的前言，将能够形成他自己的判断。”
同时，他的挑战策略是借助宋代学者朱熹的学问，以注释的形式把朱熹的《诗集传序》“诗集传序”全文译出。所以，汤姆斯汉学研究策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绕开杜赫德的影响，直接为英国读者呈现中国知识。无疑，这种倾向在此后的英国汉学发展中被不断强化，英国人通过怀疑与否定杜赫德所代表的耶稣会士的汉学传统，以确立自己在汉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然而，在19世纪中叶，英国汉学的翻译策略已经从寻求文化的理解与沟通，转向帝国的征服与改造，而汤姆斯是属于东印度公司时代的汉学家，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汤姆斯无论是其作为印刷工的卑微出身，还是他的翻译风格与文化同情，甚至在《中国皇帝对抗英国女王》里力排众议地为中华帝国而辩护，都使得他成为英国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野蛮人”。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一方面忠实地翻译与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著作，另一方面积极回应了杜赫德所代表的欧陆汉学传统对英国的影响，堪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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