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通用语中，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界定，势必就得摈弃该词某些会导致含糊不清或混淆难辨的用法。在“工业革命”这样的表述中，“革命”让人想到的只是深刻、迅速的变革。当人们提及工党革命时，他们是想用此词强调1945—1950年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完成的改革的重要性。不管这种重要性是真实的，还是夸大的，这些改革既不急剧，亦未违反宪法。换言之，它们并没有构成一种在性质上堪与1789—1797年发生在法国或1917—1921年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相提并论的历史现象。“革命的”这一形容词在用于形容雅各宾派或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就时，其含义与用来形容工党的成就时并不相同，故此，工党的成就从本质上来看，并不是“革命的”。
即便我们摈弃该词的各种错误的用法，它仍然会存在某些含糊之处。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精确地与事实相对应。因为前者的界限是严格地划定的，而后者的界限则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个案以表明这种踌躇是可以理解的。德国纳粹党的上台过程是合法的，其暴力行动亦得到了国家的授权。难道人们可以无视这一过渡阶段的合法特征，仅凭政府组成人员以及制度特征方面出现的变化极为突然，就将这一转变称为革命吗？还可举另一极端的例子。南美诸共和国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entos）虽然以一名官员取代另一名官员（更严格地说以一位军人取代一位平民或以一位平民取代一位军人），但领导阶级与政府模式并没有真正地更换，我们能够称它们为革命吗？就其在合法性方面所造成的混乱而言，它缺少宪政上的决裂。就其突然的更迭而言，不管这种更迭有没有伴随着流血斗争，不管当事人如何从宫殿中的新贵沦为狱中的囚徒，它缺少制度方面的变化。
就这些问题提出独断论的答案并不重要。“定义”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为了有用或便利。“革命”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本质，但其概念可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某些现象，并使我们在思考这些现象时更加明白。
在我们看来，用“政变”（coup d'Etat）一词指称下述两种现象是合乎情理的。其一是掌权者用非法的手段宣布改变宪法（如1851年时的拿破仑三世）；其二是一伙武装人员控制了国家。在后一种现象中，若这些人的行动（不管流血与否）导致了另一个政体的另一个统治阶级的上台，则应该另当别论。革命并非仅仅意味着“你走开，我来坐这里”。相反，尽管希特勒是合法地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的，但其上台仍然是“革命的”。希特勒对暴力的运用是在上台之后而非之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革命现象仍缺少一些法律上的特征。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有关“革命”一词的咬文嚼字的辩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有关此词的讨论却能显示论战的实质。记得1933年我在柏林时，那里的法国人最喜欢争论的题目是，到底有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人们没有适当地思忖，是否只要有了合法的外衣或伪装，就不能将其与克伦威尔或列宁的先例相提并论。一如我在德国哲学学会的一位同事在1938年所做的那样，这些在柏林的法国人明确地认为，“革命”这一高贵的术语不能用来指称像发生于1933年的德国的事件那样的平淡无奇的事件。然而，在确定是否是革命时，除了领导人、统治阶级、宪法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人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1933年时在柏林的法国人会如何来回答呢？一些人将会答道，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没有出现街头骚乱，乃是第三帝国的建立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及1917年共产主义政权在俄国的建立之间的根本差别。然而，说到底，人们究竟是把它们当成同一类型的两种现象来看待，还是把它们当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象来对待，实际上无关宏旨。
另一些人之所以否认纳粹主义在进行革命，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纳粹主义是“反革命的”。人们只有在涉及下述情况时才有权利采用“反革命”的说法：旧制度复辟；前朝的政要重新上台；今日的革命者所带来的恰恰是昨日的革命者所消除的观念或制度。然而在此之外，还有许多次要的情况。因此，“反革命”从未全然地意味着“复辟”。另外，所有的革命亦始终全盘地否定过去的革命，并由此表现出某些反革命的特征。
但是，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纳粹主义，它们都并不完全是，或并不从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它们重新采用了保守派的某些用语，尤其是采用了后者用来反对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的那些论点。然而，纳粹主义抨击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抨击贵族的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传统，鼓吹“德意志信仰”、大众动员和领袖原则，而后者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纳粹主义并未表示要回到过去，它在与过去决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堪与其他激进学说等量齐观。
的确，当人们说到大革命，当人们寻思着某些突发、暴力的夺权行为是否值得被送入供奉着1789年大革命、1830年的光荣三日以及1917年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殿堂时，他们或多或少会自觉地援引以下两种观点。其一，人们在不可胜数的国家中观察到的这种或那种革命，不管有没有流血，是不是平淡无奇，或者是否令人失望，它们只有在符合左翼的意识形态，即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可能划入革命的范畴；其二，革命只有在达到颠倒现存财产关系这一结果的条件下，才称得上圆满完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念纯粹是偏见。
政体的任何急剧、粗暴的变化都会导致一些人发财，而另一些人破产——两者皆同样不公正，它还加速了财富与精英的流动。不过，它并非一定得引入一种新的财产权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取消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构成了革命的基本现象。但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崩溃，以及国家被一小撮活跃分子所征服，皆往往无法与法律准则的混乱相吻合。
认为暴力与左派的价值观念不可分离，可谓是无稽之谈。但若把它倒过来说，即说左派价值观念与暴力不可分离，则会更加接近实际情况。革命的政权通常都是专制的政权。它在行使权力时不受法律的约束。它表达的是一小撮人的意愿。它不会，也不可能会关心其他民众的利益。专制的阶段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这取决于局势。但是，人们不可能省略这一阶段，或更确切地说，若人们能够避开专制的话，其进行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通过暴力夺取与行使政权，必须以谈判或妥协无法解决的冲突为前提，换言之，必须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革命”与“民主”是两个相斥的概念。
由是言之，根据原则对革命无论是进行谴责还是颂扬，同样地不合情理。人既然是人，团体既然是团体，他们就注定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就注定会成为现实的奴隶。人们还很少能够自我牺牲，即便这种牺牲可以保障未来。此外，人们与其说是勇敢果断地选择一个党派，毋宁说更多地是在反抗与让步之间犹疑不决。例如，路易十六与其说是在统帅军队方面取得了成功，倒不如说他是在引导极端保皇派或妥协派方面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革命在一系列社会中或许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统治阶级经常会背叛它应当负责的社会群体，并拒绝了解新时代的要求。
明治天皇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改革家们，还有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了革新社会政治秩序，曾赶走了日趋没落的统治阶级。但如果他们没有消灭其对手，如果他们没有借助武力强制性地规定一种大多数国人或许会抵制的观念，他们就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他们的事业。为了革新自己的国家而抛弃传统与法制的统治者并非个个都是暴君。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在从事其堪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的任务时，他们是合法的君主。
国家的瘫痪、精英集团的衰退以及制度的过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而诉诸一小部分人的暴力，有时亦是恰当的。有理智的人，尤其是左派人士，当他们面临着治疗还是动手术、改良还是革命的抉择时，注定会选择前者。在他们看来，革命的暴力有时可能是与其理想相符合的变革的伴随物或必要的条件，但他们不可能把革命暴力本身视为善行。诉诸专制统治的行为有时会得到原谅。这一经验也表明，在政权的不稳定与社会秩序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分离的现象。19世纪的法国所经历的革命要多于英国，但它在经济发展方面却慢于英国。一个世纪前，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曾经这样感叹道：不管在什么时候，法国人都能使自己得到革命的奢侈享受，却没有能力实现与最美好的思想相符的各种改革。今天，“革命”一词风行，看来这个国家会重蹈当年的覆辙。
与之相反，美国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让宪政受到损坏。借助于时间的力量，美国逐渐地赋予其宪法一种近乎神圣的威望。然而，美国社会始终处在不停的、迅速的转变之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融合都被纳入了宪政的架构之中，而这一架构亦因此未受到摇撼，由此，这一原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在法制未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大国。
殖民地的文明或许得服从其他的法则，这些法则源于那些历史悠久、地理封闭的文明。尽管如此，宪政的动荡不稳仍然是“有病”的征兆，而非“健康”的征兆。在民众起义或政变中，一些政体成了牺牲品。但是它们的失败并不表明它们就是“恶德”（vicesmoraux）的化身——它们往往比胜利者的政治制度更为人道，而只表明它们犯了政治错误。它们要么没有能够给反对派以出路；要么摧毁了保守派的抵抗；要么为平息不满分子的不满与满足野心分子的政治野心而开始了敏感的改革。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政体，在历史加速发展后仍安然无恙。这就表明，最理想的政体既是坚定的，同时又是有弹性的。它们是通过革新传统来拯救传统。
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肯定会承认，南美国家的层出不穷的政变既是一种危机的征兆，又是一种对进步精神的讽刺。他也有可能会承认（虽然并非情愿），英国或美国始自18世纪的宪政方面的持续性，乃是运气使然。而且他也会乐于承认，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掌权证明了相同的手段——暴力与一党专政——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好的东西，但是可用来实现极端目标。最后，他还会坚决地认为，真正的革命，其希望或愿望并非是以一个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政权，而是推翻所有的政权，或至少使所有的政权更人性化。
第一次俄国革命，即二月革命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无法提供符合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或人道主义者所希望的“革命”的例子。一些取得成功的革命皆已属于已经被定位的类型：第一次俄国革命，即二月革命，标志着一个王朝的崩溃。这个王朝在革命发生之前，由于传统的专制主义与思想进步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由于沙皇的无能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已经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第二次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则由一小部分人夺取了政权。这些人思想坚定，拥有武器，并利用了国家的失控和人民的和平愿望。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尤其在第二次俄国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中，农民对反革命分子的仇视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其共产党队伍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由人数相对更少的工人阶级提供的。该党的根子是在农村。它在农村招募战士，在农村为其胜利进行准备。人数要多于产业工人的知识分子则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干部。一系列社会阶级依次传递着火炬，这样的场面只会出现在供儿童翻看的历史图片中。
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革命尚未发生。不管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阶级的成熟，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被意识到其使命的劳动者所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未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借此欢呼“史前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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