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人性学(2)

二，霍桑试验与达尔文佯谬

    ●霍桑试验的冲击

    1933年，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梅约发表了《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一书，总结了他所指导进行的著名“霍桑试验”经验，首次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把“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霍桑试验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为一种新管理思想的成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企业管理者们在管理实践中感觉到，指导人们认识人性的“达尔文机”竞争复制理论，似乎不能指导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性的属性决不是简单的“经济人”，人类有更深层次的人性“属性”维度。

    自霍桑试验对“经济人”人性观冲击后，专家学者在人际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逐步形成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行为科学”学派。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无论一个组织的性质如何，规模大小，其目标总是由人的努力工作才能达到。因此，组织管理必须以“人”及“人际关系”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

    70年代以来，人的管理工作在管理实践中由传统的“人事管理”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源管理”。这一转变，不单单是名称和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在对人性认识的基本观念上发生了根本转变。

    人事管理是将人作为单纯的被管理、处置和安排的对象，主要包括人员的招聘、选拔、委派、档案、薪金福利制度设计、纪律执行等等，通常有专职的职能管理人员来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人作为企业中最宝贵的资源来进行管理和开发，更具有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核心在于达到启发与培养职工的归属感、忠诚心、觉悟和激发潜能等更高境界。这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职能，需要由企业高层主要管理者去履行。

    ●进化论心理学派的误区

    尽管管理心理学派在人性观方面，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当代的实验心理学主流派，却依然留恋于进化论人性观。在当代的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人们仍然依照实验心理学派的进化论人性观来观察世界，将人当作“经济人”。

    对于人性中的“仁义”属性，由于达尔文学说演绎不出这一人性光明面。故在现代的人文精神中，人们只好乞求于宗教。试图从宗教文化中寻找“善恶”因果律，从而以此，来解决日益对立的人际矛盾难题。

    实验心理学派的误区在于：首先，将精神能量“阈”值有天壤之别的动物与人作比较是不科学的。在方法论上，犯了类似自然科学中，将不同能量“阈”值的科学问题，用同一个方程来处理那样的错误。其次，生理结构是物质形态，心理结构是精神形态，生理结构相同，不等于心理结构相同。精神与物质是两个系统，人类不可能从生理结构中，用形式逻辑来探知心理“属性”的秘密。再次，任何一个有效的测量，都必须在相互作用中记录对象的运动规律才成可能。不存在相互作用，则无法测量到对象的真实运动。如果一个测量者的精神能量“阈”值与被测量者相当，则就无法将对象的心理运动测量准确。更可怕的是，倘若一个测量者的精神能量阈值低于被测量者，则将会出现被测量者坚持自己的人格不变，而测量者自己的心理将会向谬误方向演化的相对运动。此时，测量者将根据自己的逻辑，会对被测量者作一个很不切合实际的“属性”结论。这种事例，在一些低能管理层对下属的应用中，经常会见得到。

    ●管理心理学派的人性观

    管理学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一个与自己有相互作用关系的对象。而且，通常情况下，管理者的能量“阈”值，要比对象的能量“阈”值高出许多。管理者可以通过“收、放”自己的能量，对被管理者产生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中，观察到对象的“精神运动”状态。细心的管理者就可通过观察，记录到被管理者的心理演化规律，总结出一些对人性认知的科学理论。

    企业是以功利目标为主流价值的经济组织。激烈的市场竞争，无时无刻都不会放松对企业管理者的压力。管理者在企业功利目标驱动下，必须研究这个对企业生死存亡起关键作用的实际问题。它激励着所有的企业管理者，必须研究人性和人格，通过对人性动机和人格属性的认识，试图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看来，管理学派人性观的真理性，要远远地超过纯理论型的“实验心理学”派的人性观。
    
    ●达尔文佯谬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改变着近代以来人类的人文观；也影响着近代心理科学对人性的认知。他那学说中的破绽，曾被国人李宗吾先生一口气列出了七八条之多。其中最令人深思的一条，就是在达尔文的学说与达尔文的行为之间，发生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笔者将之称为“达尔文佯谬”。

见：

http://www.gjyl.com/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0&ID=71

    李宗吾先生曾在“达尔文学说之修正”一文中写道：“达尔文说：‘万物都是互相竞争，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竞争还不激烈，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竞争越激烈。虎与牛竞争，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狼与羊竞争，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欧洲人与他州人竞争，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他的这个说法，被第一次欧洲大战证实，诚然不错。但是，达尔文创造的这种学说却被他自己的行为破坏了。达尔文‘本传’上说：‘1858年，他的好友荷理士，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请他代为刊布。达尔文读完这篇论文，恰与自己十年来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自己非常失望。落在别人，为争名誉起见，一定起忌妒心，或者湮没他的稿子。乃达尔文不然，直把这篇论文交与黎埃尔和富伽二人发布。二人知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著为论文，于1858年7月1日，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布。于是全国学者，全都耸动。’……达尔文是英国人，对于同类能够这样退让，何以欧战中，那些英国人，竞争那么激烈？我们可以定出一个人性原则（李文称第三原则）：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亲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亲近越退让。……综而言之，人类有禽兽进化而来，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公例施之人类，则是返人类于禽兽，这自违进化之说，而况禽兽相处，亦未必纯相争也。……，殊不知，进化之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返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进化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