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轰动全国的史诗级小说至今再版了51次，这便是《红岩》，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那是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记住了红毛衣、白围巾的江姐形象，也记住了出卖江姐的叛徒甫志高。甫志高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也是众多叛徒的集合体。至今在渣滓洞监狱二楼男牢房的墙上，还有一张叛徒名单，分别是：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等。刘国定靠出卖有功当上了军统中校。冉益智在被捕的第一天挨了几个嘴巴子就叛变了。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叛变，重庆地下党在解放前夕遭受灭顶之灾，被捕133人，被敌人杀害53人。在这些叛徒中，蒲华辅被认为是“甫志高”的原型。
蒲华辅的资历很老，二十年代就已经入党，还曾领导过县农民武装暴动，被敌人捕获，入狱3年。他最后的职务是川康特委书记，是相当高的职务。他的掩护身份是成都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蒲华辅化名郑老师，因常戴一副近视镜，熟人称他为“郑眼镜”。他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但熟悉他的地下党员对他的意见很大。至少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就是，胆小怕事；第二是不愿吃苦；第三是工作敷衍了事。他的家住在一个生活舒适的小公馆，大家都劝他搬出来，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但他怕吃苦始终不搬。
一天晚上，川康特委书记副书记马识途等地下党正在油印地下刊物，遭到特务盯梢，一时无处可去，就跑到他家中。蒲华辅见他们提着油印机到来，吓得大声怒斥，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还有两个钟头就印完了。蒲华辅不容商量，不行，一分钟也不行！马识途心里很不是滋味，提起油印机冒着很大的危险离开。
蒲华辅的被捕是叛变后当上国民党特区专员的叛徒冉益智所为。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几名重要的地下党成员。特务们将烧红的木炭放进受刑者身上绑着的煤油桶里。几名同志虽然皮焦肉烂但都咬紧牙关，但对蒲华辅刑讯时，他害怕地求饶，一下子就出卖了30几名地下党。第二次出卖了50多人，包括一些已经打进国民党内部任重要职务的地下党。并且难以理解的是，他第一次就把自己的地下党妻子给出卖了。
他的妻子是地下党员郭德贤。当时才25岁，掩护身份也是一名教师。与丈夫的情况正相反，敌人到家逮捕她时，她最先想到的是保住机密和掩护同志转移。她趁敌人未进屋马上烧掉了自己保管的重要文件，并及时托人给马识途送信，使他得以脱离。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在狱中，郭德贤帮助传递情报，张学良的副官也是小萝卜头的老师，黄显声将军就关在她的隔壁牢房。她曾回忆说，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情节是艺术加工，实际上绣红旗的都是男同志。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开始撤离重庆。在撤退前夕，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实施了大屠杀。这里就包括江姐等180名烈士。叛徒终归没有好下场。在大屠杀中还包括一些叛徒，如涂孝文、蒲华辅等。因为敌人根本就不信任他们。并且在最后阶段，他们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不再配合特务审讯。同时行刑的地下党员对他们说，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在刑场上心情复杂的涂孝文、蒲华辅都唱响了《国际歌》。这时蒲华辅的表现和其他人一样，振臂高呼，一点没有叛徒的样子。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对逃跑的叛徒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他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以示忏悔。
郭德贤很幸运，在大屠杀中和19名没有被枪杀的地下党突围出来。解放后，尽管马识途多次证明她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由于丈夫蒲华辅是叛徒，她还是受到影响，直到1983年，才恢复了党籍。她离休后，担任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讲革命故事，如今，她已经96岁高龄，很受尊重。每年“1127”纪念日，她也会到烈士墓，去看看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们，70年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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