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年逾8旬的钟南山院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被颁授共和国勋章。
国士无双，国之脊梁，理所应当。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钟院士在说完那句，“若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武汉”的叮嘱后，以84岁的高龄，登上星夜驰往武汉一线的餐车。说是最帅的逆行者，也不足为过。
此次一同获誉的还有陈薇院士，以表彰她在疫苗研发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有此英雄，实乃幸事。
但是曾有这样一位无双国士，数次拯救百万国人于疫情之中，是他研发出了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狂犬疫苗、牛痘疫苗。他本该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却在61岁被迫自杀，无葬礼祭奠。而他的名字，也逐渐被世人所遗忘。
他就是中国第一位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医学家、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
自古便流传着“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在杨度《湖南少年歌》中也曾这样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一直被评价为，中国“最有生气之省份”。近代以来，英杰辈出。
1897年，湖南全省大旱。后世记载当时的惨状，“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在这样的一个年景里，汤飞凡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庭。
汤家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却由于几代都是读书人，不善于理财，最后没落。
但自小从书香门第中长大的汤飞凡，受到父辈们崇尚维新、变革、振兴中华的理念鼓舞，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并没有立下赚大钱、当大官的理想。
看到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人还要被洋人嘲笑为“东亚病夫”的现状，年少的他就坚定地立下了跟孙先生、鲁迅同样的志向，他要医人。
1914年，17岁的汤飞凡听说湖南湘雅医学院开始首届招生的消息，就毅然决然地从已经就读的工业学校退学，重新报考了医学院。
但是当时的医学课程和教材，多是直接从国外引进，所以要求学生必须有英语基础。
读儒学出身的汤飞凡哪里会这些，但汤飞凡也不放弃，主动要求老师给他一点时间补考。
终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他翻烂整本英文字典，最后成功通过了考试。
就这样从始至终的7年寒窗苦读，汤飞凡成为那一届仅剩下的10个成功毕业的学生之一。
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后的学生，在当时就是一块香饽饽，许多同学都想拉着汤飞凡一起行医，开医院赚大钱，可是统统被他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他想要的是，发明一种预防疾病、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的方法，就是后来的疫苗。
于是，毕业后的汤飞凡并没有选择去赚钱，而是到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进修，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学。
在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中，正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却不见中国人的身影。
巴斯德
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寇霍是微生物学里两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就连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
也因为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名声大噪。也为后来细菌战的应用，打下理论基础。
汤飞凡决心要打破中国在微生物学的这片空白，要做“东方的巴斯德”。
因为汤飞凡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出色的实验技术，他获得了去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
1928年，汤飞凡的导师非常认可他在微生物这块的研究，极力邀请他留下来，相伴而来的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研究环境。
若是当时留下了，随着微生物学当时的发展速度，和汤飞凡自己的努力，获得诺奖，享誉全球，那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汤飞凡接到了恩师颜福庆的一封信，国内年年战乱，民不聊生，疾病流行。希望他可以回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医疗教育体系。当然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禄可以许诺，只有一穷二白、从头开始的贫瘠和荒凉。
但是汤飞凡在接到信后，没有过多的犹豫，收拾好行李，带着妻子飞回了上海。
在老师颜福庆促成的中山大学医学院里，担任细菌系教授。但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学之时，只有8位老师，以及29个预科学生，汤飞凡所在的细菌系更是什么都没有，从仪器设备采购、实验室的设立、到课程开设，全是汤飞凡一手建立起来。
中山大学医学院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汤飞凡依旧在教学之余进行细菌、病毒的研究，持续发表论文，成为中国病毒学的拓荒者。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汤飞凡放下手头的研究，参加了上海医疗救援队，对战场伤员进行紧急救护。救护站离战场只有几百米，环境之凶险可想而知。在那三个月的前线救援中，他几度出生入死，总共只回过两次家。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不愿留在沦陷区，立马起身前往昆明担纲了中央防疫处处长。
汤飞凡在昆明的那段时间里，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生产出了狂犬疫苗、牛痘苗这些疫苗试剂。
后来采用汤飞凡的方法生产的牛痘疫苗，让中国在1961 年就全面消灭了天花，比全世界早了 16 年。
随着汤飞凡对防疫处不断的改善，他把防疫处改变成当时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并且加班加点生产出了符合标准的疫苗和血清。这些制出的药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的战场。
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生产出堪比进口的青霉素药品。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条青霉素的生产线不知救活了多少前线将士。
1949年，华北大部分地区发生鼠疫，但是国内没有特效的疫苗，只能依靠从苏联进口，数百万人濒临险境。汤飞凡又组织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从此疫苗全靠自产，救活了无数性命。
建国后，汤飞凡重新拾起因战乱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原体研究。
沙眼在今天看来，可能就是点几滴眼药水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在当时，一半以上的国人都患有此病，并且发病率为55%，致盲率为5%。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是当时除了天花之外最难整治的传染疾病。
日本有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曾通过一次偶然的实验后，称沙眼的病原体是颗粒杆菌。他也因此享誉全球，但是汤飞凡对此却保持着质疑态度。
被印在日元的野口英世
汤飞凡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将感染沙眼病病毒的液体滴入自己眼睛，四十天后用自己两只通红的眼睛，成功分离出了沙眼病中的衣原体病毒。
从此彻底解决了几十年来，关于沙眼病原体问题的争论。
在当年国际科学界发生的大事里，就列出了这项成就，而和他并列的其他两项成就的研究者，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1957年，就在国际医学组织想要将汤飞凡推荐为诺贝尔学者的时候，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位国内的疫苗之父，却突然间仓皇离世。
在特定时期的某些运动中，汤飞凡被划为JD、TW。
1958年9月30日，不堪受辱的汤飞凡选择上吊自杀，年仅61岁。
汤飞凡死后，没有葬礼祭奠，也没有亲友敢前来缅怀，只有妻子何琏一个人将遗体火化，将骨灰带回老家。
而他的同事张晓楼就此趁机揽过汤飞凡的所有研究成果，还无耻地拿走了属于他的荣誉。
在全球眼科学大会上，张晓楼“变成”了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
好在英雄不会被永远遗忘！
1986年8月，何琏致信给国际眼科防治组织，查明真相后，张晓楼的那枚金章作废，补发了一枚只有汤飞凡一人名字的奖章。
1992年，被诬蔑的汤飞凡终于得到了正名，在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其中便有他。
汤先生的一生足以称得上是国士无双，但可惜却未被以国士待之，含冤离世。
相比于那个错误发现的野口英世被印上了日元，在日本人尽皆知。 汤飞凡这个名字在中国到如今，却几乎鲜为人知。
斯人已逝，但是汤先生的对中国病毒研究、疫情防控、疫苗研制的贡献却永不磨灭，到了今天一直后继有人。
欠给您的勋章，也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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