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金庸、徐中玉、钱谷融、郭豫适
中玉师6月25日凌晨以105岁高龄仙逝，消息传来，我不胜悲痛！我是他的首届研究生，从1979年至今，40年的师生情谊，一朝天地遥隔，痛苦之情难以言表！
中玉师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焕发学术青春，那时他已64岁了。那一年9月，他招收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3月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全国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骨干教师训练班（简称师训班）。当时全国仅有三个专业的师训班，华东师大这个师训班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几十所大学的青年骨干教师30人。此后他又招了四届研究生。中玉师培养了多个人才，又通过他创办和领导的挂靠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三个国家一级学会和三家权威刊物，培养和提携了大批人才，功德无量。他的卓越功绩，和他本人的巨大学术成果与极高学术成就，我在拙文《论徐中玉文艺理论的治学风格和首创性成就》（《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三期）中已有详论。今借《文汇读书周报》的珍贵篇幅，回忆我所亲身经历的中玉师培育他的首届研究生的一些往事，以寄哀思和敬意。
中玉师的首届古代文论研究生
我于1979年报考华东师大中文系徐中玉为导师、陈谦豫为副导师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业（后教育部统一命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我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录取（第一名因英语未过最低分数线而未能录取）。当年因考题高难，只录取了三人，而中玉师申报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需要多名研究生参与，于是又从施蛰存先生的唐代文学专业考生中调剂两人，共有五人投入中玉师门下。因考分领先，入学后我被中文系指定为本专业的班长，又被文科研究生英语班推选为班长（课代表），甚得中玉师和谦豫师的器重。
1979年9月10日报到，一周后正式开学。第一学期，中玉师每周给我们开课一次，共讲16次，每次二教时。两次讲收集资料的意义和如何做资料卡片的方法，然后重点讲了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和刘熙载《艺概》等经典名著。当时条件差，中文系各办公室全设在两排简易平房中。我们上课是在其中一间中型会议室，师生们围着一张乒乓桌而坐。中玉师坐在运动员打球的一面，我们学生五人和副导师陈谦豫坐在两边，另有一名旁听生。
▲师训班和徐中玉首届研究生、苏州大学钱仲联首届研究生、武汉大学王文生首届研究生的合影。第一排中间老者为郭绍虞，他的右边徐中玉、王文生；左边程千帆、陈谦豫
1980年3月，师训班开学，他们的学习任务是每周听讲座一次。中玉师遍请全国名家，如郭绍虞、程千帆、钱仲联、吴组缃、王元化等，来谈他们擅长的学问和课题，每人讲一次或两次。我们研究生除了随班听讲座之外，每周一次还在中玉师家中进行学习，由一个研究生谈一个名家，大家讨论，中玉师评论。
第二年开始，五个学生分工阅读先秦到清末文学的全部名家名作，抄录其中全部文艺理论资料。中玉师规定我们在学期间，不要写论文，专心做卡片。他说，你们完成全部任务后，将你们抄录的全部卡片，和我抄录的卡片（中玉师几十年中抄录的二三千万字的卡片中有关文艺理论的部分），两相对照，补漏填缺，分类编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代分册出版，2013年出版16开精装四卷本），然后每人撰写论说专著。中玉师说，复旦大学中文系着重做“史”，即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而我们着重做“论”，将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学说撰写专著，如滋味说研究、神韵说研究等。我分工阅读老庄道家，中经柳宗元、王士禛等人，一直到王国维。
抄卡片的工作到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中间结束，我们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第二学期中间交稿，共有四个月的时间。五名研究生有四个是自选题目，只有我，中玉师说，你写王渔洋的神韵说。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因为神韵说虚无缥缈，难以理解、把握和解说，而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之抱否定态度。在我之前，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全国只发表过两篇论述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文章，也都予以彻底否定。师命难违，我硬着头皮，用四个月的时间，读了王渔洋的著作，按规定写了三万字篇幅的《论王士禛的诗论与神韵说》初稿。中玉师审阅并提修改意见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再用两个月时间修改、定稿。我是只认死理、不认名人的书呆子，此文一反成说，不仅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评价很高，还点名批评了郭绍虞（1893-1984）著作中批评王渔洋的一个硬伤和钱锺书的一个错误观点。中玉师阅后，对此不改一字。此后两位外请答辩导师吴调公和陈伯海，对拙文评价颇好，我总算放下了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徐先生不怕得罪老朋友郭绍虞，让学生独立发表观点，弘扬了创作自由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左起：徐中玉、郭绍虞、程千帆
因某种不可抗的原因，我一毕业，就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徐先生，离开了华东师大。中玉师培养的第一届古代文论研究生，毕业后竟然没有一个跟随他研究古代文论，他身边一个嫡系学生也没有。这可以说是1980年代初期名家大师、权威教授中的一个奇观。
中玉师的严格要求和出格宽容
中玉师在我们学生面前不苟言笑，面容严肃，言简语短，不怒自威。我们几个研究生见到他非常恭敬和害怕，也都谨语慎言，常常沉默如金。他的讲课，内容严谨严密，论述精到透彻。我读他的论文和专著，也感到他非常细致、透彻和周全，他将论述对象分析、深挖和评论到了极致，我和同学们都非常佩服。
他偶尔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读书报告，批改仔细；审阅毕业论文，从标题、题旨、观点到标点符号，一丝不苟地用铅笔细细批改。我未读过大学，未受过论文撰写的训练，且之前都是乱看书却没有专业方向，更没读过正规论文，所以皆是摸着石头过河，瞎闯乱撞。经过中玉师对我的毕业论文的精细审改，我开了窍，以后就一直独立写文撰书，中玉师是引导我进入学术道路的唯一良师严师。
记得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华东师大1980年9月校庆之时，按惯例是各系教师提交论文，各系举办学术交流会。中玉师与我们会面时问，今年校庆你们准备写什么文章么？别的同学一声不吭，只有我回答：我准备写一篇评论朱东润传记作品的文章。之前我因在校图书馆教师阅览室看书，结识了两位管理员，一位是周谷城的大媳妇，一位是朱东润（1996-1988）的侄孙女。大约看我读书用功，两位长辈都待我极好，都曾帮我去周谷老、朱东老那里“讨字”，两老都曾给我写过条幅。我以前读过朱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和《陆游传》等，很喜欢，在那年校庆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给朱先生谈学习体会，他立即回信，并谈及他近年出版著作的困难和烦恼。因此我才突然想到写朱东润传记评论。徐先生听我此话，头一低，半晌不语。不仅我本人，同学们也都十分尴尬，全场静默。我当时肯定脑子糊涂了，那天怎么解散，怎么离开徐先生家，我都记不得了。我要写的论文，与本专业无关，离题万里啊!
我读研究生不久，重逢我在上海小学当教师时的同事胡高华老师，我曾经由她介绍去她父亲家请教过两次，她的父亲正是著名作家、上海师大胡山源教授（1897-1988）。现问起他老人家，说退休后回江阴老家，今已84岁，正在写作新的小说。于是1980年暑假，我就去江阴看望胡先生，回来时，他写信向中玉师问好（他们是江阴同乡和老友），由我转交。我为人处世缺少心机，9月初开学后，居然在徐先生与我们全体学生会面时当众转交此信。现在，加之9月中旬为朱先生撰文这件事，有一些同学认为我这下“完结”了，因为舆论公认，导师最犯忌最恼火的是学生背后结识与“投靠”别的名家。我虽知有这种忌讳，但因问心无愧，所以也并不放在心上。
之后，因各种机缘下认识的朱东润、胡山源、谭正璧、张国光等多位教授不断来信，都寄到中文系来。中文系领导后来特地提醒我这个大大咧咧的傻学生，已有人到系里和徐先生处说我关系众多，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专门与名家拉拢关系。
▲左起：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
1981年11月，我们刚暂停卡片抄录工作，正开始撰写毕业论文之时，张国光先生寄来邀请函，请我出席他主持召开的“首届《水浒》全国研讨会”。作为研究生能参加会议，很感荣耀，并自感颇有学术地位，所以我非常想去，就拿着邀请书直接跑到徐先生的办公室，表示想参加会议。《水浒传》和我们的古代文论专业没关系，加之我们只有四个月写毕业论文，时间本就很紧张。我的这个无理要求，换一位导师可能马上会严斥一顿，立即拒绝。而徐先生说，邀请书留在我这里，我考虑一下，也让系里讨论一下。不久他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决定批准你去，也给你报销路费和住宿费。”我赶写了论文《论〈水浒传〉与〈艾文赫〉》，临行前还去徐先生家，请他写一封给大会的祝贺信，他立即就答应了，第二天就拿着祝贺信到学生宿舍来交给我。
我在1970年代读古文诗词、《二十四史》，自学英文，还翻译了几篇英国文学名作。通过《辞海》编辑的介绍，我将自己不像样的译作请王智量先生指导过。我考进中文系研究生时，徐先生将智量师引进中文系任教。那时智量师征求我的同意，想向徐先生提出让我毕业后随他做当时最时髦的比较文学研究。我说好呀。我写《论〈水浒传〉与〈艾文赫〉》，正是试试自己这方面行不行。此文随后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国《水浒》学会会刊《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同时我又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因此有了点信心。此后，王先生向徐先生提了这个要求，马上得到徐先生的同意。后来施蛰存先生告诉舍妹，说中文系当时决定你哥哥留校，进的是外国文学教研室。
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没有什么压力的我就辑编、校点了《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1988年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释评本），辑编《金圣叹全集》并完成了部分校点稿。王国维一书完成后我去报告徐先生，他说如果你有发现的新资料，我就给你去推荐出版。新材料没有，我自然就不敢麻烦徐先生，更不敢请他写序。吉林大学王汝梅老师帮我请了罗继祖先生写序。毛时安兄帮我推荐到山西出版。接着我完成了《金圣叹全集》四卷220万字，出版社要我请赵景深师作序。当时赵景深（1902-1985）先生的名声和地位都比徐先生高，我们小作者不敢得罪出版社编辑，我不敢请徐先生写序，只好请赵先生作序。1985年此书出版，我更不敢送给徐先生，我想此书是赵先生做的序，徐先生看了也许要生气。不久我的同学黄珅特地来我家，说：你出版了书，怎么不给徐先生一部？原来他了解到徐先生对我此书的关心，专程来关照我的。我马上到徐先生家送书。1987年，经过多年等待，《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也出版了，我马上送给徐先生，徐先生看到我请别人作序，心无芥蒂，还赞扬说，这本书非常有用。我说既然很有用，我再送你几本，你送给你的朋友们好吗？他说，好！我就送了他几本，后来他还特地告诉我说，“我代你转送了王元化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罗亢烈教授”等等。
中玉师为他人培养学术接班人
我的同学、施蛰存的研究生李宗为是赵景深先生的内侄。我研究生毕业前夕，他就邀约我报考赵景深的博士生，并向他的姑父赵景深、姑妈李希同做了极力推荐。1984年初起，我受邀经常到赵景深府中，他因严重白内障，视力不济，无法动笔，命我替他撰文、审稿。中玉师支持我报考景深师的博士生。后因他逝世，未能报考。因某种原由，1986年中玉师又亲自到朱东润先生府上推荐我报考他的博士生。
1984年秋，景深师委托我整理和修订他的名著《元明南戏考略》。此前，谭正璧先生也因白内障几乎失明，委托我修订他的名著《中国女性文学史》。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苑英华”书系首批四种，有北京大学金克木《文化卮言》一书的选题，出版社邀请我代金克木做全书的编选，此书前言中，金先生对拙编大表满意。
▲左起：张少康、徐中玉、陈谦豫、王汝梅
我为这些名家效劳，未曾为中玉师出力，中玉师不仅毫不介意，还慷慨提携。我一般不敢劳动他的大驾，只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于1992年出版《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2008年出版《王国维集》四卷本，请他写序，他都慷慨应允。后书之序，开首说：“周锡山研究员是我多年熟知，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古代文论研究生班中勤奋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先后已发表出版论文专著多种的学人。”两序都将我作为学界同道而作序，而不以导师自居，我只能无可奈何。
徐先生两次支持我考别人的博士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博导身份擦肩而过。中国第一批博导，上海文学专业仅有五人。复旦大学的郭绍虞、朱东润、赵景深，华东师大徐震堮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方重。1987年批准第二批博导，规定年龄不超过70岁。华东师大中文系徐中玉、施蛰存、程俊英等大批名家，全部被划出线外，只有钱谷融（1919-2017）接近70岁，一人当上博导。其他名校增加了大量博导，华东师大中文系受到重创，极其被动。中玉师费了一番周折和时间，将校外的王元化请来当博导。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玉师带领中文系艰难地破浪前进，依旧做出骄人的成绩。徐先生自己不当博导，却慷慨地推荐自己的研究生，去考别人的博士生，他的不少优秀学生，成了别人的学术接班人，他心中毫无芥蒂，器量宏阔。
徐先生的慷慨大度，远不只对我一人，更不仅是对众多的学者个人，他热心公事、谦让克己，罕有伦比。他创办了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请郭绍虞当会长；郭逝世后，请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当会长；杨逝世后，一直当副会长的徐先生没当几年会长，就辞职，由学会改选后辈郭豫适教授当会长，然后又推选别人的学生——王元化先生的高弟胡晓明教授当会长兼学刊主编。徐先生创办了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请王元化当会长。
回想我与徐先生40年的师生“历程”，他指导的古代文论专业，仅是我一部分成果的依归。因叶百丰师、王智量师、赵景深师、朱东润师的知遇之恩，我的成果分属古籍整理、比较文学、古代戏曲、历史和传记专业。我对业师徐先生的这种表现，应该是极为稀见的；而中玉师对我的宽容，对我始终不弃不离、关爱有加，这样的导师业师更是极为罕见的。中玉师，您虽然已经升天，却永远在我的心中。我将继续努力，为弘扬师风而略效绵薄之力。
作者：周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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