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重文轻武，自真宗“书中自有黄金屋”振臂一呼始，无数人走上读书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凭借科举改变命运的文人士子层出不穷。
说起来，古代科举似乎与当今高考无异。
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必然是人生头等喜事，不管是孟郊登科之后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亦或是白居易高中之后的“十七人中最少年”，皆是扑面而来的欢欣雀跃。
以当今眼光来看，古代科举中第不过是高考过线，何以高兴至此？但，科举和高考，却并不能一概而论，范进中举的故事人尽皆知，区区乡试，拔得头筹的范进几近陷入疯癫，古代科举的残酷与不易可见一斑。
科举不仅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特制科目，还有时务策、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经义、策问等，而各地考生想要夺得三甲还需经过乡试、省试和殿试，一路跋涉一路考，所谓“五十少进士”，无数文人终其一生，都在奋战科举的征途上。
但科考并不念人情，有人欢喜有人愁，相比题名者，落第之人显然更多，多次落榜者也屡见不鲜，如十考不第的罗隐，三次落榜的李时珍和左宗棠，无数文人士子终其一生也难以中进，而那些在历史烟海未留下痕迹的不知名者，恐怕众如星尘了。
那么，古代的文人士子，多次落榜乃至无缘科举之后，尤其是在重文的大宋一朝，又该何去何从呢？
当然，有一批人断了科举入仕的念想，从此沉沦下农，或转身从商，亦或从其他途径展现抱负。
而对于那些一心想要在科举路上闯出名堂的人来说，宋朝给予了他们最大的宽容和温柔。
1、广泛扩招，给足机会
当今人人都说高考难，所以高等院校普遍扩招，而宋代的科举，如出一辙。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自然难如登天，可把桥面加宽，难度自然降低不少。
宋代之初，朝廷正处于求贤若渴的时期，太宗大幅扩宽科举录取名额，相比各科录取不过半百的唐朝，提升了数十倍，太宗在位二十余年，科举授官者近万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紧跟其后，在位41年，以三年一举的频率共录取近五千人，而后徽宗时，平均每年录取680余名，至真宗咸平三年时，录取人数达到了一个巅峰，当年录取共1800余人.....
在《宋史·选举志》有所记载：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
由此观之，宋代对于科举的宽容度空前之高，被称之为文人的天堂也并非虚言，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招的多了，招的勤了，自然上榜的机会也便就多了许多。
2、惜才有余，政策倾斜
古代文人将读书作为唯一的事业，一旦落榜，甚至屡次落榜的人，便极有可能荒废一生。
尽管宋代广泛扩招，提高了科试的频率，但依然很多人屡次落榜，针对这一类“科举钉子户”，宋朝给予了政策生的特别关照，即特奏名，也就是所谓的恩科。
开先河者，依然是太祖，宋人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太祖特别同情那些屡次不中的文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认为如果国家不用他们，他们就被废弃了，这多可惜!
开宝三年(970年)，太祖特诏赐贡士(解送礼部应试的举人)、诸科连续15次以上未录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在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诏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正式开始。
此后，凡省试多次落第者另立册上报皇帝，恩准他们参加殿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
在后来，这一政策的条件慢慢变宽，至仁宗时，就算是殿试不合格，但只要上了岁数，依然享受“特奏名”，在1034年，仁宗就曾下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
朱彧在《萍州可谈》有记载了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试中的试卷上写道“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便被授予初品官，俸禄终生。
喊几声万岁，便可坐享俸禄，由此可见，宋一朝对文人的待遇可谓空前之优渥，尤其是这种恩科的实行，极大的拓宽了读书人的仕进路。
不过，话说回来，宋朝统治者广开科举入仕之门，广泛笼络文人士子，以避免前唐严控数量而导致知识分子投身起义的严重后果，本意是为了巩固王权势力，但却并不见得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宋朝廷将读书入仕的门槛降低，造成了“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的社会普遍现象，并且寄生于朝廷的封建官吏数量也愈加庞大，滋生了大量腐败，广大农民收到的压迫和剥削也愈加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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