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
1902年11月的一个寻常下午,上海南洋公学内,一位名叫郭镇瀛的老师正走进教室上课,这节课,他本准备讲一讲清廷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以及魏源所著的《圣武记》。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虽然是倡导新学的新式学校,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陈旧文化的束缚,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陈旧的习俗和仪式一个不少,虽有诸多热衷于新学的人,但守旧派还是不少,郭镇瀛则是后者。
就在郭老师抱着厚厚的课稿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放好书正准备就坐之时,却发现自己的椅子上摆着一只空墨水瓶,顿时满脸怒气,大发雷霆,他虽然上了年纪,思想迂腐了些,但还是瞬间明白,这是在讥讽他胸无点墨。
郭镇瀛气急败坏地追问全班学生,誓要揪出“主谋”,但讲台之下却没有人吱声,恼羞成怒的他,直接将前排三位学生开除,其余学生皆因“知情不报”而受到记过处分。
说来也可笑,一个自小就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一个讲究以理服人的学者,在此时,面对学生的捉弄,处理的竟然如此粗鲁又野蛮。
部分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
郭老师可能也没想到,一只小小的墨水瓶竟然牵连出一大堆事来,更出乎他意料的是,甚至还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潮,历史上称之为“墨水瓶风潮”。
郭镇瀛盛怒之下“处理”的一众学生自然很不满意,群情激愤之下,集体到学校的总办所申诉,要求学校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然而,这次申诉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校方显然是偏袒郭镇瀛。
这些学生无奈之下,决定集体退学,以示抗议,离校之前,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各班级宣扬郭镇瀛和学校的行径,言辞激昂,得到了广泛的同情,第二天,学校以“聚众要挟,不守堂章”为由,将这些学生全部开除。
校方这一行为顿时引起全校哗然,其他各班数百名学生声讨总办所,闹得不可开交。担任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闻声之后,斡旋其间,希望调解双方矛盾,但校方始终拒绝学生提出的一些请求,并且,作为学校的总督版盛宣怀却一直以“丁忧”为由,从未露面。
眼看调和不成,蔡元培愤而离职,与学生们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多学生纷纷跟随着蔡元培退学,还有不少学校千辛万苦培养的特班学生。后来,校方开始派人规劝退学学生归校,到最后,实际退学人数近150人。
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大都留在了上海,但没了学生,他们还是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蔡元培见状,将众人组织起来,他计划,要建一个学校!
蔡元培
但办学谈何容易,首当其冲的就是选址和资金,蔡元培东奔西跑,四处筹款,终于凑了一笔钱,并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他租下位于静安寺路泥城桥福源里的两栋旧房子,房子分三层,底层办公,二层办学,上层住宿,简单的收拾过后也像模像样。
1902年11月21日,蔡元培将一块写有”爱国学社“的木匾,挂在房子的门楣上,一所名叫”爱国学社“的学校,就办起来了。
爱国学社的主要经费,都来自于一位名叫罗迦陵的犹太裔女士,她是富商哈同的妻子,是中国教育会发起人黄宗仰的弟子,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相交甚笃,爱国学社的成立之初,她豪捐1万元,这笔”巨款“足以让爱国学社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爱国学社 开学式
爱国学社开学典礼上,蔡元培自任学社总理,吴敬恒为学监,几名跟着他从南洋公学退学的特班学生做起了义务教员,学校采取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可以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可以充当低年级班级的教师,这在当时,是一次空前的尝试。学社的课程有国文、地理、历史、英文、心理、物理、社会、经济、政治等涉及方方面面,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
这种自由的教学风气让人耳目一新,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前来学习,除了南洋公学,其他地方各个学校内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学生罢课退学的事件,一股自由风潮席卷学界。
那些从各地退学的学生,只要愿意,爱国学社都无条件接收,因此,爱国学社的规模不断壮大,章太炎、邹容等皆在其中。
那些爱国学生在学社内自由阅读新式书刊杂志,大谈革命,全是意气风发的模样。
爱国学社如火如荼,《苏报》也正是声名鹊起。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便与爱国学社形成”联姻“关系,学生们为《苏报》撰文,以此换来银两作为办学资金,在《苏报》上专门设立了”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板块,以报道学生运动,宣传革命思想。
这些星星之火很快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焰,《苏报》上的革命文章展现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邹容的《革命军》,因为《苏报》的宣传一路畅销,革命的种子遍地播撒。
但正是那些书、那些文章、那些言论,挑动了清朝廷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清朝廷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密谋之下,震惊社会的”苏报案“爆发,爱国学社遭到牵连,遭到查封,被迫解散关闭。
从成立到解散,爱国学社只坚持了七个多月,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引领学界风潮,以教育之名行革命之实,成为了众多革命者的摇篮,也谱就了辛亥革命的序曲。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