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史上，曾有过五次悲壮而雄伟的人口大迁徙，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蹚古道”、“赴金山”。
在五次大迁徙中，数以千万的人背井离乡，抛家舍田，踏上一条布满荆棘、生死未卜的路，只为了奔一个福祸难测的前途。
说完闯关东，再来说说走西口。
和闯关东一样，走西口也并非短时间内才产生的移民潮，而是前后延续近三百年的一种习俗。
所谓西口，狭义上讲，是指山西右玉晋蒙交界的杀虎口，位于张家口以西，明代时，此处常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是明朝发兵讨胡的起点，当时被称作是“杀胡口”，到了乾隆时期，民族一统大势已定，为缓和民族关系，此地才改名为杀虎口，从而沿用至今。而广义上说，西口则泛指通往塞外的长城关塞，大体上讲，就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等关口。
从后世对西口的地域划分上，也不难看出，当时走西口规模之大，至少覆盖晋、陕、冀三省，而经史料记载，明清以来，走西口的人数达数百万。
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选择去别处立族立宗，这显然和自古以来国人所崇尚的落叶归根有悖离，但五次迁徙，皆是无数人不远千里迁居别处，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若要细究其渊源，则需要更认真地追溯和回望，在一些枝叶末节的片段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罗剔抉，或许能帮助我们驱散所有的迷惑，既而一片粲然。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必然不会是盲然无序的，有社会学家概括出一种规律，叫“推拉模型”。
顾名思义，促使人口大规模迁徙的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即“推力”和“拉力”，也可以看作是“内因”和“外因”。
所谓“推力”，则是原居住地的诸多不利因素，比如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种族矛盾等；相反，“拉力”则是说迁入地的优越条件，比如肥沃的土地，更有利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这为我们理解走西口的成因，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
走西口的集中地主要出现在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晋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定边等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土壤贫瘠，可耕地面积极为有限。《神木县志》有记载：
邑处极边，多沙冈石碛，幅员虽广，而可耕之地计以顷亩，诚不及沃野之十之二三耳。
《偏关县志》中也有提及：
晋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借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便成灾歉。于西北地势最高，苦寒特甚。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想别的办法谋生，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抛家舍业，开始千里谋生之路。
而内蒙，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地广人稀，自然就成为了“走西口”的强大拉力。
从大致路线来看，走西口的人们大都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
实际上，走西口最早是从明朝就开始的，但早期不一样，那时候走西口的大多是一些商人。
明朝隆庆年间，大明和蒙古双方偃旗息鼓，上面所说的“杀胡口”成为了两地客商的互市之地，不少山西的汉族商人越过杀胡口，到蒙古地区用中原的手工业品贩卖马匹，他们靠着在草原和农耕带之间游走，积累了不少财富。
后来满清入关，清廷非常害怕汉族接触蒙古族，所以一度封禁蒙古，而且他们沿明长城划了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两千里的禁地，以分隔汉蒙。禁地内不准农耕放牧，每年烧荒，土壤乌黑，因此被称为“黑界地”，当时，走西口的商人也越来越少。到了康熙年间，朝廷取消禁令，允许山西人去蒙古地区定居耕种，这之后，大量的汉人开始涌入蒙古草原，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一波高潮。
当然，早期涌入蒙古的，大都还是商人，这些商人靠着贩卖货物而发家致富，成了日后晋商的鼻祖，到清中叶，晋商们的足迹不但遍布蒙古地区，甚至远到莫斯科。
到了晚清，走西口的主角变成了贫农老百姓。
光绪元年到四年，华北地区遭遇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晋陕一代整村整村死绝户，留在故土生机渺茫，而当时大清朝廷，腐朽不堪，强弩之末，根本拿不出钱来赈灾，百姓也只能自求多福。
于是，大量的贫苦百姓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去蒙古地区讨生活，正巧当时清廷为了凑集《辛丑条约》的欠款，全面开放蒙地，征收押荒银。
寻得生机的晋陕百姓，开始大量走西口，涌入内蒙，即便朝廷压榨，但还在，他们仍有一丝希望。
不同于早期的走西口，此时西口外，没有财富，只是蚁民们苟活下去的希望而已。
内有朝廷压榨，外面也不安生。
当时，沙俄对北方虎视眈眈，毫不掩饰地步步蚕食，蒙古地区自古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正是俄国扩张的理想目的地，家国危机，生存难题，就这样一下子压在了那些刚刚走西口还填不饱肚子的老百姓身上。
清朝号召“移民实边”，鼓励内陆汉人定居边境，走西口的第二波高潮，显得更加凄惨。
到清末，本来了无人烟的蒙古地区，移民人数已经多达300多万人，远超当地的蒙古族人。
到了民国之后，山西地方的治理和经济开始好转，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那么困苦，再加上西口外面军阀混战，盗匪横行，走西口危险性大大增加，走西口的浪潮也才慢慢平息下来。
走西口持续几百年，过程不可谓不辛酸，但好在，结局是好的。
百万人口聚集内蒙，内陆的贫农有了耕地，能够安居乐业，也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口外农业发展加快，单一的游牧经济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汉蒙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
而大批商人在蒙定局，也刺激当地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足可见晋商对于蒙古地区经济发展，贡献之巨大。
如今，走西口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传奇，没有人再在饥寒交迫下背井离乡，浩浩荡荡走西口，烙刻着无数汉族移民为了生存艰苦奋斗的足迹，也成为开启晋蒙两地蒙汉交汇区社会历史、生产生活方式剧烈变迁的钥匙，蒙汉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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