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妻雷祖，生昌意， 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
擢首、谨耳、人面、豕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
阿女，生帝颛顼。
成书稍晚的《世本》也有相同的记载，内容略有出入，说：
黄帝居轩辕之邱，娶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
及昌意。青阳降居泯水， 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浊山氏
之子，谓之昌僕，产颛顼。
《大戴礼记。帝系篇》所记的内容与《世本》基本相同，但是将“浊山”写作“蜀山”，“昌僕”写作“昌濮”，“泯水”改作“泜水”。后来《史记．五帝本纪》在转记这条材料时，又将“泯水”即“祗水”改称为“江水”，《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曰：“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田曰景僕，蜀山氏女。”综合这些记载：青阳所居的泯水或称为泜水，或称为江水，其实都是指今之岷江而言。而淖子的“淖”与“浊”、“蜀”都应当是指蜀山之名，所以清人郝懿行在《海内经》笺疏里说：“浊，蜀古字通，浊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阿女者，《初学记》九卷引《帝王世纪》云：“颛顼母曰景僕，蜀山氏女，谓之女枢是也。”两条水的地望，《史记》索隐认为： “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 《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按汉代仍称今雅砻江为若水，即可以为证。所以，就岷江、雅砻江以及蜀山等地望而言，昌意族的后裔颛顼氏族应当与古代的蜀国有关，蜀国之名或即取自蜀山之蜀。
但是，由于这条材料最先出自《山海经》，而从司马迁以后，在有些学者的心目中总认为《山海经》是神话书，内容荒诞不经，颇值得怀疑。如顾颉刚先生就曾据张澍的《蜀典》以及四川《荣县志》等书的记载断言说：“依我现在的猜测，青阳、昌意诸名恐都先由蜀中发生，后人替他们上边拉黄帝，下边拉拢颛顼，再附和了江、抵、若诸水名，传到中原，就照样写上了《山海经》，再写上《帝系》时它就成丁古代的信史了。”诚然，顾先生的考证极为精确，证据也多。如说山东也有“蜀”、“蒙”、“汶”等字以为地名者；江苏北面又有彭祖的古迹，而且这类地名和古迹“又远较蜀中的多”等等。总之，在他《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已言之凿凿，使我们不可不信其是。加之“帝颛顼高阳氏”的业绩在中原古籍里，似乎都指实为中原或荆楚地区所发生的事。故蜀人常琚在撰写《华阳国志》时，也不得不回避“颛顼”二字。而将“帝喾”顶替颛顼之名。他在《蜀志》中说：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
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常琚这样一改动，在族别上便发生了差异，难免要引起分歧。因为，不但他说不出“世为侯伯”的帝喾“支庶”的名号来，而且如对照中原典籍的一般说法，帝喾应属于青阳氏的后裔，不当是高阳氏的族系。如系青阳氏之后裔，按《国语。晋语》的说法，应该是姬姓或者己姓。因为“惟青阳与夷鼓为己姓”，“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如果是颛顼的“支庶”主蜀，按《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罐头，駱头生苗民，苗民厘姓”的说法，则应该为“僖”姓。因为古籍中“厘”多读为“僖”，在这《史记》、《汉书》中例证甚多。虽然僖姓在《国语．晋语》里与姬、己同为黄帝族的十二姓之一，但毕竟有姓氏上的差异。也许常琚的意图就在于：既承认蜀的先代为黄帝之后高阳氏，又要与古籍中颛顼为中原人的说法迎合。谁知这样一来给后世增加了麻烦，制造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近人就干脆说“高阳氏”与蜀国无关，除牵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故可以“姑置不论”。
然而，这种姑置不论的办法，对于古蜀国历史的研究来说，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疑问依然存在。
笔者以为：前辈学者“姑置不论”的，我辈后学或可以姑且论之；文献里难以解决的，或可以另辟渠道试探之。暂且不忙去否定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哪怕是神话或传说中的事物，毕竟都是我国文化的遗产，何况这些记载既然曾经被人们当作信中，或者其中竟有真史实存在，也未可知。一笔抹杀了，固然省事，但是不利于古史的研究，甚至会使真的史实淹没泯灭。尽力去试作探索，虽然会带来麻烦，或竟出差错，但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就以高阳氏的“支庶”主蜀这件事来说，虽然我们同常琚一样无法指实其具体的人名，目前更谈不上证实。但是和他相关的事迹，或者是可以探索得到的。我们以为，从现代的民族调查材料①里可以找出这样一个线索：现在云南的景颇族就是古代颛顼的母族昌僕族的后裔，现试证之如下：
其一，就名称而言，景颇就是昌僕的同音异字。从上面举出的文献看，《世本》和《大戴礼记》所说的“昌僕”，《帝王世纪》却称为“景僕”。说明古代“景”与“昌”是相通的。考古音，“僕”与“颇”都为滂母；“景”与“昌”都属于阳部开口呼三等韵；一为双声，一为叠韵，所以“昌僕”即是“景颇”无疑。云南景颇族过去有许多称呼，如“山头人”、 “野人”、“寻传蛮”、“遮些”等等，应该都是他称。解放前尹梓镒《野人山调查记》说： “野人自称为准(人声)婆。”尹明德《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也说：此地的“土人自称曰景坡”，皆可以证明上述诸名不是此族的自称。建国后，根据该族人民的意愿。恢复其自称而定名为“景颇族”，是完全正确的。同
① 这里所说的民族调查材料，具体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委办公室编《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社会概况．景颇族调查材料之四》 (1958年3月)，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研究室合编《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社会概况．景颇族调查材料之九》 （1963年5月)。本文凡涉及景颇族的情况，除另加注者外，均取材于以上两书。
时也可以看出，景颇族内部几千年来世代相传，不管外族人如何称呼他们，他们都保持着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实族名，这种民族自尊心应该说是可贵的。
其二，景颇族传说中的祖先发源地在蜀山。景颇族的老人死后，都要请巫师(景颇语称为“董萨”)念词送他的灵魂返归本族的发源地去。尽管现在的景颇族已有了几个不同的分支，各个分支的送魂路线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最终都要到达昆仑山才停止。例如住在片马的喇期支，他们的送魂路线是：“片马、汤董、登梗、六库、曹涧场、花江、广东、四川、黄河、北京河、阴阳街……昆仑山。”传说中景颇族的祖先所在的具体地名叫“木■(音窟)省腊崩”，或叫“毛吐阿松崩”，细审两名，声音基本相同，只是在地区方言有别发音略有清浊之分而已。“崩”当即是“山”的意思。此山据说在云南西部“遥远的北方”。据缅甸华侨孟生说：方言中的木■省腊崩，意思是“天然平坦的高原或山地”，“上面只有些树木，常为雪所掩盖”，“非常寒冷”。①这个地点虽不能指实，但从上面的送魂路线看来，应在昆仑山的东侧、正当黄河流经四川的地方，也即是古蜀山无疑。②至于送魂路线里还有广东之名，可能是这支景颇人与南越人有过婚配关系的反映。景颇族从古蜀山山脉迁徙到今云南和缅甸一带去，无疑会经过现在的雅砻江流域即古若水之地，这与《海内经》的记载也是相符的。
其三，景颇族的传说中关于他们祖先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与古蜀人也相同。据说景颇的先民最初是以种芋头为生，
① 孟生：《缅北景颇族与其他民族的初步研究》，1956年6月13日《新仰光日报》。
②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43-44图，第2册，第29-30页。
署颇人的姓氏中最早的“梅何”意思就是“栽芋”，“梅普”意日口“薅芋”，“梅掌”即“芋墒”之义。考古代岷山土著也是以华头为主要粮食作物。《史记．货殖列传》说，赵人卓氏被迁徙入蜀时，别人都请求迁得近些，到今川北的广元、剑阁一带便留下来；而卓氏却愿意远到岷山脚下的临邛(今邛崃)，原因就是“汶山(即岷山也就是古蜀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蹲鸱者，特别硕大的芋头也；其形若鸱鸟蹲伏之状。这可以说明景颇人从岷山向南播迁以后，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祖先原来的生计。传说中还提到他们的祖先后来所种的稻谷，是狗从日出之地来时粘在尾巴上带来的；所以景颇人每年吃新米时要先让狗吃。以表示崇敬它们的功劳。这与川西广汉一带的传说也是一致的。
其四，传说中的景颇族祖先，有一位名叫宁贯娃的，在景颇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作为同颛顼“绝地天通”非常相似。按景颇族的先祖世系，最早的祖先男的叫彭甘寄伦，女的叫威纯木占，他俩先后生出了七个天鬼和一个象征“山官制度”的地鬼以及一个象征虹的天鬼。按照山官制度的规矩，氏族内部的人们猎取了野兽和祭鬼杀牛，都要向山官缴纳一条兽腿。山官，景颇语叫做“独龙”或“都瓦”，即是主人的意思。最初的山官都是由有功绩和名望的“天鬼”充任，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九个人。后来一段时间，有些原来是普通人的也都自称起“天鬼”来了；这些人有的是为了避免给山官缴兽腿，也有的则是借“天鬼”之名去索取别人财物之类的东西。这吋，山官制度遭到了破坏，“天鬼”多了相应地增加了一般人的负担，社会秩序可能也因此而有些紊乱起来，对一般人的生活、生产都很不利。所以景颇族的祖先又生出了一个男子即宁贯娃，他和龙女布仁札先结成夫妇。宁贯娃管事以后，为了维护原来的山官制度和“天鬼”的威严，他规定不准任何人再自称天鬼，人们都必须向他缴纳兽腿，这就叫做“缴宁贯”。从此结束了过去的“鬼的世界”。因而人们认为宁贯娃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出现是“由鬼到人的转折点，也是景颇有历史的开端”。
这个传说与颛顼的“绝地天通”的社会作用如出一辙。据《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答楚昭王问所说：古时民与神界限很严，所谓“民神不杂”。民众当中只有那些“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的人物，他们具有特殊的圣、智、聪、明，所以神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当中男的便称为“觋”，女的则叫做“巫”。巫觋既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本领，所以从宗庙祭祀到农业生产，都得由他们主持办理。这时社会上等级分明，秩序井井有条。但是，自从少皡族衰微以后，“九黎乱德”，以致人人都可以“作享”，家家自为“巫史”，“民神杂糅”不分。这时到处都有祭坛。祭坛过多的严重后果是“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社会的财富因此而耗费殆尽，以至于酿成“祸灾荐臻，莫尽其气”，生产也遭到了破坏。到颛顼出来执政时，力图改变这种危机，于是“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过去的巫觋制度在新的情况下又重新建立起来，并由此而使民、神分离，各有专业，不相混杂。这就是颛顼所谓“绝地天通”的真谛。
试比较景颇族的“缴宁贯”与颛顼的“绝地天通”，两者虽或有规模大小的不同，在记述上也有词语的文野之分，但都是剥削制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刚出现时所发生的反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的演变过程在传说中的反映。据近人的说法，那是我国古代社会出现的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①宁贯娃和颛顼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改革家。这两人究竟谁在先，谁在后，很难于确定；或者本来就是一个人、一回事，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不仅他们的做法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相同，而且从古代文化交流的先例中，也可以找到相同的佐证。例如出自苗蛮地区传说中的盘古和伏羲，不就曾经被中原的学者们搬去分别作为“开天辟地”的始祖和“三皇五帝”的成员么?文化交流本来就有着互相吸收的性质。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宁贯娃的“缴宁贯”或许就是帝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型。
其五，景颇语与蜀山地区土著的语言在古代有同源的关系。景颇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景颇语支。据近人研究的结果，景颇语尽管有载瓦和景颇两种方言，“但两者在一些古老的词和一些基本的语言成分上又有着同源的关系，而这正是根源于其共同先民导传及远古时曾共同使用氐羌语之故”②。上古的蜀山山脉在今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之处，这里曾经是古代氐羌族活动、居留时间最久的地方。③按照现在语言学所说的体系，蜀山地区的土著应该属于藏缅语族的氐羌语支无疑。上文所说的景颇语中最古老的词和最基本的语言成分，应该与蜀山氏的语言有着同源的关系，也是不成问题的。语言是区别族系的主要标志之一，景颇先民使用氐羌语，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现在的景颇族应为颛顼母族的遗裔。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6页；肖汉明：《论中国占史上的两次“绝地天通”》，《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龚佩华：《景颇族简史》，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① 郭沬若：《中国文稿》第1册，第111页。
由此观之，这些从民族调查所得来的材料同古籍中的记载相符，绝不是巧合。应该说《山海经》《世本》《帝系》等书所记的蜀山氏和景仆族并非出于虚构，而系确有其事，确有其族，既是真传说也是真史实。至于这些氏族是否曾经后人“加工”，将他们“上边拉黄帝，下边拉拢颛顼”，当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说明：
第一，黄帝和颛顼最初都是氏族部落中著名的领袖人物，因其名声很高，故他们所在的氏族便用他们的名字作族名。到了后来，那些被他们征服和融合了的氏族部落，也采取他们的名字作为族名。所以《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膝、箴、任、苛、僖……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说明二十五宗里只有两个氏族与黄帝同姓，或者说是有血统关系。但是其余也被称为“黄帝之子”而为黄帝族。在《山海经》里黄帝的后裔也较多，除昌意和颛顼这一支人外，还有骆明、苗龙等四个支系。就颛顼而言。在《山海经》里也有八支后裔。在这众多的支系里，《史记，五帝本纪》却将颛顼视为黄帝的继承人，说黄帝“崩”后，由颛顼继承了帝位，被称为“帝颛顼”。而且也明确指出颛顼为昌意的后裔。如果这是由司马迁“拉”来的，那么改成其他支系的人又算不算拉来的?谁是拉来的，谁算黄帝的正宗，可惜顾先生没有指出来。或者司马迁倒是有根据的。因为即使当今的学者结合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研究的结果，也认为上古的华夏集团包括炎帝族与黄帝族的祖先，是“住在洮河、黄河、湟河、大通河诸河谷可能住人的地方”①。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而蜀山也就处于这个地域之内，所以说黄帝族的一支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黄帝和颛顼族的众多支裔，也都是可以迁徙流动的。顾颉刚先生说，古代山东地区也有以“蜀”、“蒙”、“汶”等字命名的地方，非独蜀中为然，这是事实。那么，甲骨文中的“蜀”字，也应该有指山东的蜀，也有指川陕地区古蜀国之蜀，或迳指蜀山之蜀的，非必独指山东之蜀。而这种东、西两地有若干地名相同的现象，应该是古代民族迁徙的痕迹。这种民族迁徙，不是由西向东，就是由东向西，甚至东西往返的情况，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所以，在《山海经》里黄帝族的活动遍及我国的东、西、北方；而颛顼族则东、西、南、北都有散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并非怪事。如果认为黄帝族或者颛顼的后裔只能居于中原地区，反而会令人大惑不解。
上述的事实说明：颛顼族的一支应为古蜀国的先代，而至今仍活动于云南、缅甸一带的景颇族实为颛顼母族景僕的遗裔。《山海经》里的有关记载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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