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宁：父亲的手稿《十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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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手稿《十字岭》

文/张宁宁

父亲是十字岭突围战的亲历者。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未听他对我说起过。也许是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不太愿意跟我谈及那一场惨烈的战斗。可父亲自己的心里呢，对那次战斗的经历，终其一生，刻骨铭心。

父亲从黄麻起义参加红军，经历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的一生经历过多少次战斗啊，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不写回忆录，对于经历的事情很少付诸于文字。但是，对于十字岭突围战，父亲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五十年代的《炮兵文艺丛书》上。这也是听我大哥说起，我才知道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辗转了好几个城市，那本登载有父亲文章的炮兵文艺丛书，也早已不知去向。

父亲因病在1991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一直遗憾在父亲生前没能多听听他的故事。在我开始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有限的文字时，我才得以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更深地了解我的父亲。每读他的文章和日记，都让我更加地想念他、更多地回忆起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岁月。

听我大哥说，父亲写的那篇《十字岭》，发表的时候，文章名改成了“雄伟的十字岭”，应该还有手稿在，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

今年年初，母亲生病了，我们姐妹在帮助母亲整理卧房时，打开了一扇父亲生前用过的写字台的小柜门，那里面都是母亲珍藏的有关父亲的物件。我姐姐在里面发现了一份手稿——《十字岭》。

当姐姐把这份父亲的手稿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是无法形容我心里的感受。我的心在颤抖，不仅是因为我终于看到了父亲的这份手稿，更因为这份手稿中所记录下的内容，将父亲亲历的那场残酷的战斗场面，一下子推到了我的眼前。我心疼他，在那样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生死关头，他想到的，仍然是要多带一些工作上需要用的东西，无论怎样都不能妨碍了工作。这是他在危难面前所具有的从容，更是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和担当。试想，要有着怎样的理想和信念，才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保持冷静和果敢，勇往直前！

十字岭突围战，父亲失去了很多亲密战友，他所敬仰的左权将军壮烈牺牲。战斗的惨烈程度，恐怕不是我们今天的想象力所能再现的。父亲在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突围的当天晚上，总部的其他同志从另外的方向突围了，也都走散了。和彭总在一起的，只有我们这四十几个人。”

以下是父亲的手稿全文——

十字岭

作者：张天华（别名：李一）

百团大战之后，我八路军总部（后改为十八集团军）由砖壁、西营镇一带移住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总部机关分住在麻田、桐峪、五军寺几个村镇。这里就成了我们的老据点。日寇来扫荡，我们就转移出去。日寇走了我们就仍回原地。当时我在总部三科任副科长。三科是做情报工作的，是紧跟随首长行动的。

一九四二年春季，日寇三万多人分几路对我们实行了“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新的战术来进行扫荡，来势凶猛。看看情况紧急，我们开始沿漳河向东转移。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情况危急，我们转移到了小泉时，敌机发现了我们。因为是机关，辎重、牲口多。敌机就低飞袭击扫射。好在天很快黑下来了，我们进到了小泉村。此刻总部还没有太大损失，只被打死了一匹马。

看来这次扫荡不比寻常，首长就动员我们大轻装，把机关笨重的物品都安插下去，个人也只能带简单的衣物、背包。我想，过去反扫荡时带的用品少，工作起来不方便，原想这次还多带一些。但看这种情况，也不得不轻装了。

轻装后，半夜从小泉出发，天黑路窄，磕磕绊绊走得很慢。最多走了十五 里多路，天亮时分来到了一个小村里。还没住下，日寇的飞机又出现在我们上空，盯住了我们，盘旋扫射，一批走了又来一批。我们不能行动，就隐蔽在村子里和树林里。这时候，彭德怀司令员、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主任等首长都在我们附近的村子里。据侦查，日寇的尖兵已到了南艾铺、石灰窑一带。看来，日寇是按照老习惯，向着飞机盘旋的地方集结。上级通知我们向北转移。这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光景，大家原以为对日寇的扫荡摸到了一些规律，所以仍沉着不动。

突然，彭总骑着他的枣红马从村里退出来了，他的警卫员跟在后面。彭总看见我们就勒住了马，对我们说：“哎！怎么还不走？！”

大家不明白当时的情况已经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就说：“有飞机。”

彭总一边用力拉住摇摆着身子、蹬着前蹄的马，一边厉声地说：“飞机？还管飞机？！赶快走！”

大家这才紧张起来，顺着沟向北转移。

左权参谋长没有走。他在后面一面指挥人员转移，一面指挥仅有的武装部队抵御敌人，掩护转移的总部机关。同志们劝他：“14号，你快走吧！”他坚持不走，决然地回答：“你们快走！向西北走！”

这条沟很长，足有十里。沟尽头就是横贯东南西北的高岭，这就是十字岭。

我个头高腿长，很快就爬上岭去。到了山坳处停下来看看，不见彭总。我问别人：“13号到哪里去了？”这时正见他在后面的一个山头上喊我，我三步并作两步就跑过去。彭总说：“你赶快去叫警卫连上来！”我立刻跑下岭去叫警卫连，又赶紧返回岭上。我估计一定是日寇把我们包围了。彭总叫警卫连去前面侦查一下敌情，应付不测的情况，掩护整个机关。

这时，我看到岭南坡上有部队，我以为是769团三营的人，我的堂兄弟在三营当教导员，我想去向他打听一下情况。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营。一营长见了我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快走？！鬼子上来了！”我问：“三营呢？”一营长说：“三营另有任务，不在这里。你快走吧！”

情况越来越紧急。

我们上了十字岭，日寇的飞机也出现在我们的上空。

我们和彭总又向前走了两个山头，彭总坐下来，让身边的参谋给罗瑞卿主任写个信，要政治部从东南方向突围。信写好，派人送去。彭总向后面看了看，问作战科长：“左参谋长上来了没有？”作战科长回答没有，说参谋长在后面指挥部队。彭总听了非常焦急。他看了一下地形，用手指着前面说：“顺这岭突围！”

天上有日寇的飞机，岭下有大沟，沟东面有鬼子的小炮，炮弹不断地打过来，岭南的鬼子也已经围上来了。我们唯一的重型武器就是一门机关炮，驮炮的牲口挂彩了。不得已，我们只能在岭上把这唯一的重武器迅速埋起来。同志们又一次轻装，扔了行李，有的人把背包也丢了。握在手里的，只有枪和子弹。

给彭总担文件箱的一个同志，很不容易。无论情况多么危险，他始终担着文件箱紧跟着彭总，一步不落。这位同志也是个老红军，经历过长征，很令人佩服。

形势更加危机了。

又走了几里路，转过几个山头，远远地看到岭南坡的鬼子一边疯狂扫射一边运动上来。东面的鬼子也横插过来，企图切断我们前进的道路。

大家的心里都很着急。走到一个山头处，彭总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翘起了腿，双手抱着膝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思考对策。

大家都看着彭总，时间好像凝固了。但其实只过了几秒钟，彭总就站了起来。他指着西北方向说：“从这走！”

只差三分钟，我们和彭总一起突出包围后，鬼子就从东面插过来了。鬼子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扫射。彭总的马身子抖了一下，彭总跳下马查看，他拍了拍马背说：“我以为你带彩了，噢，还没有。”

我们突出去后，和彭总一道来到一个小村子。可谁能想到，后面来的同志向彭总报告了一个悲痛的消息：“左参谋长牺牲了！”

当时在场的指战员们无不万分悲痛。我们都忍不住痛哭失声。在场同志个个掉下眼泪，悲愤难抑。

彭总站在那里，嘴唇紧闭着，半天没说一句话。谁都明白，失去了左参谋长，他的好战友，彭总心里的悲痛可想而知。我在总部工作几年，此刻从彭总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在用尽全力克制着心里的悲愤。

日寇此次围剿我八路军总部，动用了三万兵力，在飞机的侦查引领、轰炸和掩护下，从四面包围了我们。左权同志已知情况万分危急，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仅有的作战部队顶住三万多日寇的攻击，掩护总部机关突围。同志们一再要他撤退，他为了总部机关安全突出去，他说：“你们快走！保障德怀同志脱险，只要他能脱险，总部就主动了！我在这里掩护！”

在彭总率领我们突出去的时候，左参谋长率领警卫部队与日寇在十字岭上展开了激战。他不幸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牺牲在这十字岭上。

十字岭位于麻田东部约20公里处，海拔1000多米，山峦起伏，松柏苍翠，气势雄伟。因山岭纵横，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该岭是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岭，岭西属山西省左权县，岭东属河北省涉县。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及后勤机关2000余人被日军3万余人合围在十字岭上。危急关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将军在指挥最后一批人员即将突出重围时，被一块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我和左参谋长共事几年，基本没有离开他的周围。我深知他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在历次的战斗中，都是英勇善战、不惧牺牲。工作上他任劳任怨、不怕艰苦，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却还要关心我们的休息。他对上级从不违抗命令，党指到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对同级精诚团结、尊重同志。对下级十分爱惜、关怀备至。

无论日寇扫荡如何疯狂，也从未影响过他的工作。一天紧张工作之后，夜深之时，他会走出屋子，到各个工作间去转转看看，检查一下安全。有时见到我们屋子里灯还亮着，他就会走进来说：“咦？你们怎么还没睡？来，打几把扑克。”他刚学会打扑克，正在新鲜头上。但他从不多打，打两、三把就走，说：“你们快睡吧，我还有点事要办，走了。”

左权同志也爱运动，爱踢足球，也爱打网球。

工作时，左权同志和我们三科接近很多，有事就和我们一起研究，或者找我个别讨论。我们干的是情报工作，科里人员不少，工作性质特殊，他经常参加我们科里开会。他说：“你们的情报工作很重要，这是坐在玻璃间里和敌人斗宝。”教育我们要重视这项工作。记得住在南会时，有一次我科里几位同志闹情绪，左权同志就召集我们全科人员到他办公室开会解决问题，他亲自主持。他白天工作忙，就晚上开会。开了三个晚上会，直到把问题彻底解决。

左权同志的事迹太多，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和他一起工作的情形不断浮现在我眼前。一想到他和我们永别了，心里沉重得透不过气来。同事们也是很久都不能从这种悲痛中缓过劲来。

突围的当天晚上，总部的其他同志从另外的方向突围了，也都走散了。和彭总在一起的，只有我们这四十几个人。我们和彭总住在一个十八房人家的小村子里，当晚有同志又回到十字岭去找回掩埋的物品。

当日寇得知在十字岭上的部队是八路军总部之后，第二天一早就调集重兵压上来围住了十字岭。但我们已不在那里了。

我们继续向前转移了，走到一个山沟就放岗哨，大家休息下来。警卫员开始给彭总做饭，可是我们随身带的只有一些米，没有别的。警卫员到山上采来一些野菜，生起火来，在盆里炒一炒，放点盐。大家吃饭的时候，彭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小碗菜说：“我比你们强得多哦，你们没有菜，我还有个菜。”彭总的话终于把大家逗得有了点笑容。彭总平时从不说玩笑话的，他也是为了缓解一下左参谋长的牺牲给大家带来的沉重心情。

下午三点，我们又向前走了四、五里路，过了西漳河，到了特务团的驻地。看到左边山头上有部队，日寇的步兵在东面上来了。右侧的鬼子从右侧插上来了。敌人的炮从东面又打过来了。

太阳丈把高，我们已脱离了十字岭敌人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