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碑刻
《大唐元氏县令庞君清德之碑》
作者：王栋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倪文东教授访问学者）
庞君清德碑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刻立，青石材质，碑首有蛟龙盘绕。篆额居中，内容为“大唐元氏县令庞君清德之碑”，分三行，计12字。碑文隶书，共22行，每行51字，邵混之撰文，蔡有邻书丹。国家图书馆藏有旧拓，拓片高2.44米，宽1.21米。该碑文献记载较少，在《县志.民国志》有照片和碑文。
蔡有邻是唐代著名书法家，生卒年详。窦臮《述书赋》中记载：“蔡有邻，济阳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宝间遂至精妙，相、卫中多奇迹。”在欧阳修的《六一题跋》中也有记载。从窦臮的记载来看，蔡有邻在唐代是以“八分”（即隶书）显名。他与韩择木、史惟则、李潮四人以写“八分”而显名于唐代，有“唐隶四家”之称。
结合现有文献著录来看，蔡有邻的隶书作品记载不多，这与唐代隶书发展相对滞后有一定关系。该碑的出现，对于蔡有邻及唐代隶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该碑与同时期李隆基《石台孝经》对比来看，更具清雅、瘦劲、飘逸和温润的特点。从该碑的笔法、取势等技法方面分析较之汉代隶书碑刻来看，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值得注意。
一、 保留篆法
篆书在向隶书演变的过程中，有“合并笔画”和“改曲为直”两个方法非常重要。这两个方法在“隶变”过程中，有效的的减省了繁琐的笔画和提供了书写的便捷。在该碑中“再”字下部分两个横画的处理上，即采用了篆书的书写方式，左右分开书写，并且采用对称性的构型方式，加强了字的对称性。再如“行”字左右两部分，左侧双人旁随着“隶变”的实现，独立成为一个部首使用。但在该碑中，左右部首变为对称式，取其稳重、宽博的态势。其他如“明”“七”、“玄”“夏”“求”“乔”等字，都有这种处理方式体现。
二、部首移位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中指出：“汉字的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子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这一点可以明确汉字字形基于形、义等因素反映出来，其中的异体字就是较为明显的用法。在汉字书法艺术中，对汉字的构形采取部分部件的移位则是“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运用的体现。该碑中“誓”字的用法就是这样，将原来的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拆分“折”字，将提手旁单独独立，成为一个部首，而“斤”字旁与“言”字旁组合一体。这样的字形处理，把字的均衡方正体势打破，而达到空灵、险绝的效果。再如“我”“仪”“家”等字，虽不如“誓”字这样明显，但部分突出、挪移的做法，也是取类似效果而做。
三、突出一笔
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实用要求推动了汉字的简化及形体撇画处理。突出某一笔画的书写，加强笔意之间的连贯性，提高字形的审美效果是必要的。这种方法一般采用对夸张笔画的长度、粗细和形态进行变化，达到书者对审美变化的需求。该碑中“丿”的处理最为突出。如“名”“我”“兮”“多”等字的，在“丿”使用上，明显加长其长度，收笔处强调最后挑钩写法，在视觉上有泰山压顶之势。
唐代隶书的字势、笔法等特殊处理现象，源于唐代书法在成熟时期对汉代隶书的理性探索的刻意应用。这种应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归探索，成就了唐代隶书的特殊体貌和艺术风格，也在隶书的发展上阻碍了技法的发展和创新。
看完《庞君清德碑》后，对唐代隶书非常赞叹与仰慕。
元氏碑刻考察学习，对汉唐碑刻书法的艺术成就有了新的认识，也开阔了个人的眼界，提高了认知和审美能力。在元氏得以见到了《封龙山之颂》《白石神君碑》《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三公之碑》和《庞君清德碑》的拓片。
这些拓片的保存，弥补了石刻因损毁而带来的研究不便。固然有“纸寿千年，金石不灭”的论断，但现实的情形不得不说“纸寿千年可流传，金石不灭亦可毁”。因此，拓片的保存对于碑刻书法艺术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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