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哲学史》）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历史之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记述；如说《史记》、《通鉴》是历史，即依此义。 若欲以二名表此二义，则事情之自身可名为历史，或客观的历史；事情之记述可名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
依上所说，已可知“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记述之是否真实，是否与所记之实际相合。
历史之活动的事情，既一往而永不再现。历史家凭此史料，果能写出完全的“信”史与否，颇为疑问。世有史家，或为威劫，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本无意于作信史，如此之流，当然可以不论。即诚意作信史之人，其所写历史，似亦难与历史之实际完全符合。此言虽或未免过当，然历史家欲作完全的信史，实有许多困难。《易．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吾人即有极完备之史料，吾人能保吾人能完全了解之而无误乎？吾人研究古史，固不全靠书籍，然即金石文字，亦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 此其困难一也。
即令吾人能完全了解古书，又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作书者之意，然古书不可尽信。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象之力，使连为一串。然既运用想象，即搀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此其困难二也。
研究自然科学，若有假设，可以实验定其真伪。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则绝对不能实验。韩非子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所谓“人死无对证”。此其困难三也。有此困难，故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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