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部分。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局势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着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有《谭嗣同全集》。尤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名。在就义时大义凛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从容赴死。
康广仁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着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阘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馀，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着也，若第一着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着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着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
杨深秀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着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着有《晚翠轩集》。
杨锐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着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着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等。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着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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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1898年9月21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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